林彪说，“损失极小极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时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这见于魏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这里的“离”，并不是脱离，而是被网罗上了。

我们遇到的这场瘟疫，当然要大得多，仅按四次文代大会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单是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见人祸有时是要大于天灾了。

这些作家都是国家和人民多年所培养，一代精华，一旦竟无辜死于小人女子唇齿之间，览之无比伤痛。老实说，在这次文代大会山积的文件中，我独对此件感触最深。

魏文帝说：“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夕不瞑。”

我们能够从这种残忍的事实中，真正得出教训吗？

窃尝思之：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人们为什么对“文人无行”，如此津津乐道呢？归结起来：

一、文人常常是韩非子所谓的名誉之人，处于上游之地。

司马迁说：“下游多谤议。”

二、文人相轻，喜好互相攻讦。

三、文字传播，扩散力强，并能传远。

四、造些文人的谣，其受到报复的危险性，较之其他各界人士，会小得多。

《颜氏家训》以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们的行为不检的结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这都是传闻之词，检查一下历史记载，并非如是。

《三国志》记载：“籍口不论人过”；同书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两个人几乎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终于得到惨祸，这也是事实。揽古思今，对证林、四之所为，一些文人之陷网罗，堕深渊，除去少数躁进投机者，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修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死于客观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吗？

“四人帮”未倒之前，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当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

总之：直到今日，我以为前面所s引《颜氏家训》一段话，还是应该注意的。

198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