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中,我得到过的东西很多,有些过分。当然失去的也不少。现在,我已经进入了无欲望状态,不想再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了。有人说,老的一代,必都有一种失落感,那恐怕是一些人的推测之词。
1988年春
我的位置和价值
现在有些青年人,常常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听了感觉很新鲜,也很羡慕。我活了这么多年,过去竟没有发现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如何,位置在哪里。
现在用回忆的方法,重新发现一次。
我在小学读书,在中学读书,共十二年寒窗,都是为了创造自身以后的价值和位置。当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市政机关当雇员,价值是每月二十元。位置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第二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小学校当庶务,价值是每月十八元。位置是在一个并不明亮的小窗户下面。第三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位置提高到楼上,价值是二十五元。
虽然如此,在以上三个阶段,我仍然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那些衙役、校役,对我都点头称先生。走在街上,那些农民,如果有子弟在学校,对我都毕恭毕敬。
参加抗战以后,价值是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位置从固定,变为游动,常常走在路上,爬在山上,很难说是一份什么位置了。
土地改革时期,曾被当做石头,从一条众多人围坐的炕上,搬到一个人独坐的炕上,算是变换了一下位置。其实也没有受什么惩罚,受什么罪。
进城以后,我的价值是每月六百五十斤棒子面。可以养家糊口,我的家属,第一次发现了我的价值。而且还有了稿费,用一个朋友的当时的话说,是“日进斗金”。这是社会发现了我的位置——作家。但不久就病了,有些人很为我的价值的即将消失伤心。终于又好了,伤心的不再伤心,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一切价值都谈不上了,一切位置都没有了。我到食堂去劳动。有一天帮着师傅们磨豆腐,推磨棍的一端,应该有一块重东西——一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坠着。有一位师傅提议,叫我去填补这个位置。
这位师傅和我很熟,并且知道我有病。过去我偶尔到食堂用饭,他总是微笑着把我请到上座,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品尝品尝他做的饭菜。我吃完以后,赞美他的厨艺时,他照例地说:
“首长吃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叫我坐到磨棍上去,是想和我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我从上面跌下来,形成一个大笑话。
有一天,我被派到招待所去砸煤。砸煤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监视我的人,却叫我到煤堆顶上去砸,这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了,但总和位置有关。过去,在他们心里,我的位置太高了。
我原是这家报社的一名编委。“文化大革命”,有案可查的,就是我多年不上班。有人说,十年没有露面。推而演之,定为:白吃饭的人,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
糊里糊涂,“四人帮”垮了,三中全会开了,前不久还说我不劳而食的人们,又都说我贡献最大,是报社的光荣,建议我当名誉社长。虽然没有成为事实,还是给了个顾问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