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性格文静的张纯如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作是传播社会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但“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她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毁灭的，真相是有国界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纯如一直认为，写作是一项繁琐而耗费心力的职业，写作本身就是不断改写的过程，无论写作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资料和研究上。纯如收集了来自中文、日文、德文英文的资料，及一些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求知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工作却一点都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在南京调查的日子里，陪伴纯如的还有前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段老回忆说，“她当时很瘦弱，明显不能适夏季火炉南京的天气，但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访、翻阅资料。由于不会读、写中文，她对我提出的著书意见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动。很快，我们就由工作关系变为很好的朋友。她回国后，我们还经常通信。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妇女免遭日军蹂躏的沃特林女士。没想到，9年后，她竟选择了与沃特林同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