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谱》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丙申，赐绯鱼。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云：“盗杀武元衡，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遽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后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时宰相李逢吉、韦贯之也。其云月满迁中书舍人者，盖唐制台郎满岁则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诰，至今春，竟一岁矣。李汉云：“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公掌纶诰一年，无一篇见收者，失坠多矣。唯后集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首尔。今按：《行状》、《通鉴》、洪《谱》，《论淮西事宜状》在去年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史》则在迁中书舍人之后。但《行状》言，公所论有杀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状》中实无此语。若《状》果在六月之后，则不应全不言及，则是此《状》，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后，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后也。故《通鉴》直以系于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实，而记言则误。《碑文》、《新史》固为失之。今当以《通鉴》为正。洪《谱》又云：是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协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行状》、《神道碑》及《旧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军出潼关，公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弘。弘说用命，师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自唐州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为书，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遣子入侍。丞相归京师，以功迁刑部侍郎，诏公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元济，李功第一。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公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并《墓志》，及东征往还酬唱诸诗，《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为刑部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详定礼乐使，奏韩愈、李程为副。是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杳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极谏。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帝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