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进入成都，摆在他眼前就唯有两条路了；要么跟随邓艾之后，束手就擒，要么马上起来造反，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他认为，自己手上握有近二十万大军，还有蜀国的将领军士，合起来也是一股庞大力量。

然而，阴险狡猾的司马昭料定钟会必反。当钟会进入成都，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司马昭已经亲率十余万大军，紧紧追蹑在钟会之后了。

他的布置也够严密。首先命令亲信走狗贾充带万余人由长安入斜谷，严行监视；自己则挟持皇帝曹奂，以十万大军进驻长安；还怕曹魏的宗室旧族乘机在内部起事，又派得力干将山涛为行军司马，坐镇邺城。这一布置，明显地是下了决心同钟会周旋到底了。

钟会本来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姜维说：“蜀兵可以作先锋，攻占长安以后，便可分兵两路，一路由渭水直趋孟津，一路由潼关东下，水陆会师洛阳，天下事就可定了。”

然而事情却不出司马昭所料：“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魏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造反）也。”确实如此，所以钟会才一动作，内部便已先自扰乱，失败之快，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或者以为钟、邓二人既有功于司马氏，如果不是成心作反，司马昭是不会杀他们的，不知道正因二人立了大功，所谓“功高震主”，被杀的机会更大。邓艾本是司马氏的忠顺奴才。曾在淮水一带开渠灌田，积储军粮，使军士屯田，替司马氏树立浑厚势力；又在司马师讨伐毋丘俭、文钦时，立下汗马功劳。钟会则是司马氏的智囊团人物，镇压毋丘俭、文钦，赖钟会策划定计为多；后来杀诸葛诞，杀嵇康、吕安，也有他的密谋。《三国志》说他“从典知密事”，“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张良）”。其后虽在外司，司马氏的“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

既然如此，司马氏为什么必须杀他们呢？前已说过，一则这二人“功高震主”，司马昭害怕此后驾驭不住。二则司马昭的秘密实在给两人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钟会，他长期是智囊团里的人物，司马氏如何玩弄阴谋，如何剪除异己，如何处心积虑篡夺政权，钟会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构成非杀不可的条件。试看钟会被杀之后，和钟会对立、本人又无明显反迹的邓艾，既已束身受办，为什么还要杀了？如果说邓艾之死是卫瓘嗾使田续复仇之故，并非司马昭要杀他，那么事后何不治卫瓘擅杀之罪，反倒连邓艾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一并杀了，妻子及孙都发到西域充军。

历史评价

虞世南对司马昭的评价是：他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