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逼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实业家，也被蒋经国逼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因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 多人。在这种高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稳定在8 月19 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 亿元一下子提高到200 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信用只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券”；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性。结果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奸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 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售。蒋经国发现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