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