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他购买了80台布机，自己任经理，让母亲管理摇纱，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一家人齐上阵，办起了"广益布厂"。虽然设备落后，资本微薄，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到1923年，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创办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经验，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也很有意思，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几年来连续亏损。负责人丧失信心，不得不出卖产权。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谈判，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当时大给的股东，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见有人肯出钱接收，纷纷要把股本提走。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使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没有退股；接着又招募到一批新股东。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自任经理。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