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觉得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小时候，我就喜欢比我更小的孩子。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后来，生活经历又决定、加强了我与儿童的关系。我上小学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就去黑龙江"上山下乡"，那是个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岁时，到当地一个小学去教书。我带一个一年级的新生班，有五十个学生。因为文化落后，那儿的孩子基础很差，比如说，让他们把书翻到第一页，但没人知道什么叫"第一页"，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能轮番走到每一个座位上，告诉他们什么叫"第一页"。那几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厕所，有时就要提醒他们，否则就会尿湿裤子，有的孩子甚至还不会系裤带，需要我的照顾。总之，这使我能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成人与孩子的差异。有一次，我给一个学生补课，他有些字不识，碰到了障碍。我问他："为什么书上的字你都认识，而黑板上的字你却不认识？"他说："你的字写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后来，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识字，是把字当成一种图画来识的，于是，我就尽力把字写得小一些，不想，这却成为了习惯了。我教了他们五年，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天天在一起，我变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来，我童年体质弱，很敏感，那时积累的东西到了成年却逐渐疏远了，而那些孩子，又唤回了我当年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恐惧，那种幻觉重新袭上心头。我感受到，儿童期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能力却达不到，力不从心，因此就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我甚至想起小时候，跟大人说话时，我总是站得很远，靠在墙边，因为仰脸看大人的脸总是很累。后来，我回上海了，临走时，我的学生都跟着火车跑，追着我。这一幕我回城后总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思念，后来，稿子去给一个朋友看，他说："这是儿童文学么！"后来我把那篇散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说，写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东北的孩子。

除了爱孩子这个因素外，我还时时感觉到儿童迫切需要儿童文学，这也是鼓舞我不断写下去的动力。如今的孩子是每家只有一个，父母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压力很大。比如，我刚新搬了家，刚去时，我感到奇怪，因为哪一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门外装着铁门，无声无息的，好像都没有孩子。时间久了，才发现，其实哪一家都有孩子，只是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有时，一个孩子在走廊上大声叫一声，就会有别家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看，这时，双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一边训斥几句。有个朋友，她的孩子五岁了，过生日时，她很想请些小朋友来参加，可她的女儿没有朋友，而且，周围的成人们都不愿让孩子到别人家去参加活动，都那么谨慎。最后，她只能打起"生日快乐"的横幅，买了玩具，但是，孩子仍很孤独。在这种境遇中，孩子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做智力游戏，还有就是玩具和故事书，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总的局面，但我们可以写出各种故事来，给我们寂寞的童年一点消遣，一点温暖，一点快乐，一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儿童们的反响鼓舞我一直写下去。我写了八年，大约写了一百万字。最近几年，几乎天天会收到孩子们的信，大量的是中学生来信，这个年龄喜欢结交人，有了交际能力。他们谈各种事，也谈对我作品的看法。有个女孩，十六岁，看了我的小说后，坐了两夜的火车，瞒着家里，跑来投奔我。其实，她是很幸运的，她的村子里就她一人考取了县护士学校，大家都很器重她，但她进了学校后，遇到点小挫折，感到谁都不能理解她，以为惟有我能，所以就千里迢迢赶来了。她在上海住了一周，我们长谈了数次，后来她回广东了，临走，她说她一点也不后悔跑了这么一趟，并且答应说，一定好好生活。我对此很有感受，那个年龄有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特别需要光明和希望。看不到希望，便什么傻事都会干的。我想起自己的十六岁，已去黑龙江谋生了，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气候达到零下四十度，我们住的是帐篷，四面透风，有时半夜断了柴，帐篷中的空气冷得快凝固了，连热水瓶里的水也冻住了，我们往往要整夜地在帐篷内跑动，才会不至于出意外。刚去时，我们都在山上伐木、抬木头，干着力不能及的重体力活。我们同去的伙伴就有被木头压死的，葬礼上，我们都没有流泪，而是猛吹口琴，唱热情的歌，鼓舞自己和同伴勇敢奋斗下去，后来果然没有人因此当逃兵。当然现在看来，那时的行动有些幼稚，但我至今仍觉得人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对磨难、不幸的坚韧的抵抗力。记得我们那时，收不到电台，没有电视，报纸要一周后才能送到，但是，我们同样能寻找到希望。每天清晨，有一列火车从我们这个地区开过，这是列南行列车，不刮风也没有狗叫的时候，能听见火车隐隐约约的嘶鸣，于是，我们早早坐起，听着那火车呼啸而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今天的少年们，就缺少这种东西。后来，我把自己十六岁的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叫《十六岁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