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每个人？我就没有！"

"以后会有的。"

"那要看对谁了！"他嘟哝着。以后，再遇上我避而不答的问题，他的小记性就发挥作用了，"呵，又是有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了！"

他从不请我外出，当然那样就无须任何花销。他总说，青工穷，每月十八只老洋，养不起老娘，讨不起婆娘。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就恍惚起来。然后，又追问我为何不再与他通信，仿佛那是个保留节目，他对此百演不厌。他乐此不疲，引得我发怵，像受到了攻击。

终于有一日，我被摧毁了，谈到了郑闯，那个与他同龄的已经长眠的男孩。他听着，头一点一点，还疼惜地倒抽着冷气。

"怎么样？"我有些愤怒，"现在你全明白了，今后可以别再打听了。"

"不，我还要问，"他固执地拧过脖子，像一根韧性十足的枝蔓，"我还有疑问！"

"什么？"我说，"你到底想问什么？"

"有关于我！"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头深深地低下去，"你断掉通信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他强调说，"回想一下，你那时是否想过要考验我一下？好好想想，你就不会否认！"

他说罢，抽身就走，逃一般。不容我作任何否认。以后我也一直找不到否认的机会，因为再见我时，他眼中满是瞧自己人的的热忱。

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尽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制成了成肉、鱼松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闲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