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全年级的女生中就传开了一个消息，学校诞生了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得放不动声色地听到了这一传闻，继续不动声色地回到家中，锁上卧室之门，便在镜子前摆出种种角度，越看自己越像保尔柯察金。再继续往镜中人看，竟然又被他看出了《牛虹》中的亚瑟，《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伏契克以及《斯巴达克思》中的斯巴达克思……如果他继续那么把自己凝视下去，谁知还会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青年马克思。幸亏他终于不能再在镜前自恃，一个跟头翻到了床上，竖靖蜒打虎跳，直到门外的人听到屋里轰然一声——原来床被他生生地折腾塌方。他顶着一头灰尘从卧室中出来的时候，他的爷爷嘉平有些不认识他了：他的孙子有一种电影里要上刑场的仁人志士的伟大庄严的表情。

杭得放一直住在爷爷那宽敞的院子中，由会画画的华侨奶奶、骄傲的黄娜哺育成长。父亲本来就住在郊外云栖茶科所，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后来又出了国，两年多没见人影了。母亲黄蕉风和婆婆一起住羊坝头。她这个人心宽体胖，无心无事，儿女像朋友一般地对待，想起来了看一看，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照个面，所以得放不觉得母亲是可以谈心的对象。他和爷爷奶奶倒是能说上一些什么的，但华侨奶奶比较资产阶级，得放便只和她谈生活和学业，不和她谈思想。后来奶奶出国去了，他连生活和学业也无须再与人谈，只与爷爷谈谈思想便可。在家族中，少年得放目前崇拜的对象也只有两个——他的爷爷杭嘉平、他的堂哥杭得茶。

高中才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杭得放就已经看清了形势，摸清了底牌：一个班的位使者中，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亦不过三人。其一为一高干子弟，其二为一工人子弟，其三便是他杭得放。之所以如此排坐次，并非他杭得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少年杭得放，聪明过人，心高气做，但头脑清醒。他明白，论真才实学，他是当仁不让可以排第一的，可是论出身，他能排上第三也就相当不错了。

他曾经像一个大男人一样地分析过自己：是的，他有一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爷爷，一个具有全部日本血统的家庭妇女奶奶和一个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茶学专家父亲，还有一个华侨画家的继奶奶以及一个教师母亲。说句夸张一点的话，他的家就够得上组织一个联合国了。当然，还有另一种成分的排列法，比如太爷爷是一名辛亥革命老人，爷爷是一位爱国人士，父亲是一名抗日英雄，母亲是一个归国华侨，旁及大家族，又有革命烈士数人。但是，和那排第一的女高干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孙华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虚，不得不显出底气不足。他那颗敏感的心灵，总弥漫着一层说不出来的危机的阴影。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没有落下。挂红领巾、当大队长、升重点中学。但人团，他小小年纪，就有危如累卵之感。他能从人们的信任的目光之中，发现某一种尚未言说出来的困惑。

这正是杭家后人杭得放和他的祖父杭嘉平看似相像实质大不一样的原因。一句话，如果嘉平是希腊，那么得放就是罗马。

如果他们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么，青年杭嘉平的所有努力，在于从那个整体秩序中厮杀出去，以个体的形象冲击社会，以对旧有制度的拒不认可为最高原则，以盗火者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为最高荣誉。少年杭得放的所有努力却恰恰相反。他渴望参与集体并打人集体的核心，他是以顺从为手段，以认可为目标的。在他的少年血液里流淌着两种成分：一是热爱，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一切教我们去热爱的事物；二是斗争，斗争帝修反，斗争地富反坏右，斗争封资修，斗争一切教我们去斗争的。热爱加斗争，等于革命。而革命是不用论证的。最远大的终极的东西，是人家早已为我们考虑好的，就像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父母一样，我们抓呗落地，扑通一声，顺理成章地就掉在那只金光灿灿的思想的托盘上了。

所以少年杭得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认同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灵总是绷着一根弦，他担心，恐惧，搅得内心世界惶恐不安。从上中学开始，他就迅速地发现了什么叫阵营，什么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组成的班级中也分成干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每一次都成功地打人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着，都以为别人暗暗地把他划在中间。他恐惧着那种中间的感觉，就像他以为小业主比资本家还差劲，中农比地主还可疑一样，他觉得中间比两边都平庸，而且更危险，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来落在中间的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悬置感有多么可怕。那时他已经知道希腊寓言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他觉得，“中间“就是一把随时会落到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