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荀磊手里提著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喜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

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

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