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姐谁的媳妇也不当，老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处，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也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坟茔前停住了。

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妙的柔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开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喏，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儿挖坑。”

“好。”明生应着，提起小水桶就走。

“少提点，别弄湿衣裳。”春玲嘱咐着，见弟弟头也不回地去了，急忙蹲下身，从篮子里端出两碗用粉条猪肉做的菜，恭敬地摆在坟头前面，又拎起小瓷酒壶，敬重地向地上浇着。

酒浇在地上，姑娘的泪水涌出眼眶。一滴滴酒，一行行泪，一会就分不出洒在地上的是酒，还是女孩子的泪水了！

春玲的母亲是去年——一九四六年夏天去世的。这是一位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母亲。抗日战争头几年，她指望子孙后代摆脱长期苦难的生活，接连把两个女儿送给了革命。第一次给这位爱子如命的农妇的打击，是她的大女儿春娟进据点开辟工作，被敌人杀害了！这打击来得太沉重太无情了，她因此病倒了两个多月。之后，母亲渐渐爬起身，站起来，打发他最大的，其实才十六岁的儿子明强参加了八路军。当敌人的据点攻克后，找回了春娟的尸体。母亲按年岁八字寻觅到一个死去的男青年，把她女儿的和那青年的灵柩并埋在一起，结个“鬼亲”。为这事母亲和丈夫吵了一架，也是二十多年夫妻俩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死别固然悲怆，生离也使人痛心。春玲的母亲长年累月为儿女们担惊受怕，盼望他们能回到身边，让她摸几把；可她想到，当母子相会那暂短的一面后，接过背包，心没定下，就又得给他们打点起程的行装，孩子们要看着妈妈的眼泪走出门去，她就又不愿要子女回家来了。有泪就自己背后流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省得扰乱他们的心。

当然，母亲也有过欢悦幸福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有革命的母亲，才是人类最大幸福的享受者，至少是她们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对春玲的母亲，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二女儿春梅的结婚；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儿子、女儿、女婿都来到她的身边，围着她，看着她，高一声，低一声，都在叫：“妈妈，妈妈！”啊！妈妈，妈妈！她的心里乐开了花，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她——母亲啊！最强烈地感受到，人，最幸运的是她，是做革命的儿女的革命妈妈！

土地改革实行了，生活在上升，啊！革命，革命！这就是革命呵！

不幸！就在这幸福的浪头上，母亲病倒了。她的身体象忍受苦痛已经达到饱和点；又似带着重伤冲锋陷阵的战士，在那胜利的时刻，却倒下了。很短促，母亲从病至死只有三个月……

家庭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中心，常常也就失去温暖，失去孩子的活泼精神。

母亲去世的起初一些日子，春玲这一家也是处在这种境况中。春玲不论怎样努力，可毕竟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母亲在世时，遇到出门或过年过节，闺女的头发都是妈妈来梳理的呵！父亲是村里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工作极忙，加上田间的劳动，哪还有时间照顾家务和孩子？沉重的家务担子，猛一下落在姑娘肩上。两个弟弟很懂事，姐姐问饭做得好不好？他们总是说好吃，有时还故意大口吞咽来表示十分合乎口味。可是春玲明明知道这次菜里放盐多了，那次的粑粑①做得里面不熟。缝衣服针刺破姐姐的手，弟弟难过地背过脸去。春玲看着父亲和弟弟穿着宽窄不合身、针脚不匀的衣裳，愁苦地叹息。往昔，明生晚上回来习惯地要叫一声：“妈！闩门不呢？”可是母亲已经没有了，他叫出来了！弟弟站在院子里啜泣，姐姐在屋里垂泪……春玲难过地看着和她一般大的姑娘们拎着书包去外村上高小念书，羡慕地注视着村后大路上走过的八路军女战士，恨不得上前抢过她们的背包，穿上她们那显眼的草绿色军装……每到此时，她心里就埋怨起姐姐哥哥来了：他们倒是得了便宜，翅膀硬得早，都飞出去工作、战斗，可俺却被扯在家里，脱不得身……但这种情绪在春玲心里一闪就消失了。她叹口气，咬紧牙关，遵从母亲要她照养好弟弟的遗训。她样样步母亲的后尘，炕上剪刀，地下锅灶，喂猪饲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她把不会的学会了，一切做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把家重整得象个家了。以姐姐代替母亲的感情，在两个弟弟身上扎下了根，他们把对母亲的依恋移植在姐姐身上。他们是那样的爱姐姐，亲姐姐，离开姐姐一步都不愿意。明生也把晚上回来问妈妈闩不闩门的口头语，改成问姐姐了。不仅如此，春玲这个不足十八岁的共产党员，是村里的青妇队长，工作从没误过，并比以前更积极了。她虽然没能继续上高小读书，可是幸亏村里的小学教员孙若西，很热心地辅导她学习，六年级的功课，春玲也学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