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超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里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人死地共同战斗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码头工人则一直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所以他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人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他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估衣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块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他又在破烂市上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到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

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来以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他替工人写家信，写得非常用心。他那一手欧阳询九成宫的正楷小字写得像用刀子刻的一样有力。这信一写开头，就不断有人来求他，于是他就成了免费的“代书”。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也写得周全、得体，写完一念，无不拍手称好。求写信的人说他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甚至想说又说不圆全的话他都给写上了，简直像钻到谁的心里看了一样。一来二去，传开了，来求他的码头工人就越来越多，有些人遇上疑难问题也来问他。他也主动走出去，到工人家属住的破房子里去串门。有时遇上工人病了，家里人手不够，他就成宿在那里守护着。买药没钱，他就掏自己的腰包。有一次北市场东面那像鸽子笼一样密集的房子失了火，他冲进火海，一连救出三个小孩和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产妇。谁也想不到这个“老先生”一腿脚会那么利落，力气会那么大。人救出来了，他的衣服却被烧破了，头发烧焦了，手烧得直冒油……

码头工人的心眼最实在。你对他诚心诚意，他乐得把心掏给你。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他们喜欢他，尊敬他，越来越信任他。遇着谁有点好吃的，总要先给“吴先生”送一点来，谁家乡里捎来东西，也要分一份给“吴先生”。凡是送来的东西，李汉超都如数收下。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总是悄悄地送给那些病号、老人和生活上最困难的码头工人。天数一久，人们就知道了，开始还有人劝阻，后来，看劝止不住，也就不劝了。可是东西反倒越送越多。

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以此为基础，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了领导核心。

王一民下好鱼钩，放好渔具，坐在松花江边上等了十多分钟，李汉超才匆匆赶来。；

他们选定的这个会面地点很僻静，会钓鱼的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鱼群经常回游的地方。堤岸上还有一盏街灯，余光照到这里虽已昏暗，但还可以看见水面上“浮子”的摆动，往钓钩上挂鱼食也不用另找亮光了。

李汉超见到王一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了一下说：“又瘦了！上次我让你把薪水多留下一些，不要每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你不听话……”

“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王一民笑笑说，“党现在经费困难，需要钱。再说，我再清苦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