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祭帅旗奋起抗战那地方。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人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清了。

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近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老先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这是心有灵犀^[xī]一点通的知会，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个屋子走去。

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而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们同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三十三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这个人就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

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是一般阅读和研究，渐渐地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李汉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她。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盯地看着他，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了。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

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那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些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人睡。那双直盯盯看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她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有意地回避她。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和她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她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报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人人的还是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身上呢。他觉得他和她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她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