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

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沈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

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

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都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

塞上萧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启。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著名小说《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萧前日抵哈，并将于本报任职。”副标题是：“本报董事长卢运启老先生会见塞上萧，给以非常之勉励云云。”

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上也刊登了塞上萧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塞上萧叼着一个很大的烟斗，斜靠在一株枯树上，头发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领带，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缝着，作沉思状。如果研究过王尔德的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谁了，照片也打上了王尔德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