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