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做事从来是太迟的。李剑虹他们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吴仁民愤激地说。"只恨我没有方法使他们那班人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这不能怪剑虹，他们并没有错。如水写信来说，你爱跟剑虹闹意见，是吗？"高志元好像抱着超然的态度来说公道话似的。

"那么你就相信？"吴仁民突然问道，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别人不知道他这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沙发上，从衣袋里摸出了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点燃来抽着。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像是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你会喷火喷到每个人的身上。剑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自然要冷静些。但是在革命运动中冷静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志元平静地说。他把两只手插在白羽纱的西装裤袋里，在房里慢慢地踱着。

吴仁民不答话，只是狂抽纸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抽完一支他又开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烟，我就想起了我的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烟瘾比一比，"高志元微笑地说。

"好，我们就去喝酒吧。"吴仁民突然站起来把没有燃完的纸烟头掷进痰盂里去。他用手拍去了身上的烟灰预备出去。

"还早呢。现在天还没有黑，我想先去看剑虹，"高志元提议道。

"现在到酒馆去罢。早一点更好，我们可以多谈一些话。你这几年来一定有许多话可以对我说的，我也有不少的话要告诉你，"吴仁民下了决心地说。

高志元表示了同意。两个人便锁了门走出去。

他们选了附近一家天津馆，走上楼去，拣了一个干净的桌位，两个人对面坐了。吴仁民向伙计要了几样菜，又要了两斤花雕。

时候还早，窄小的楼上并没有几个客人，还有两三张桌子空着。两人喝着茶等候菜端上桌子。

伙计把酒烫好送来，吴仁民又叫了三碟冷菜。他们便对酌起来，一面喝酒，一面谈话。

"我想不到现在又会在这里吃酒，"高志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说。"我回去的时候本来打算至多住一年就出来，谁知会耽搁了这许久。我带了几十本英文书回去，但是回到家里并没有机会读它们。在我们省里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里太黑暗了，只要多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有被杀头的资格。你简直想象不到那里的黑暗。"

"为什么这里的报纸不登这一类消息？我们从报纸上简直看不到一点你们省里的消息。"吴仁民直率地问。

"那黑暗，那专制，你怎么能够知道？"高志元正举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到桌子上。"你怎么能够说话呢？他们差不多把你的舌头割去了一半。我们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青年学生只要看了两三本社会科学的书，或者说几句对时局不满的愤激话，就会被校长检举，有时候甚至于拉出去杀头，罪名是通匪。你想什么人还敢说话？现在我们那里的青年学生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讲恋爱，读爱情小说。你要和他们谈思想，结果不但会送掉你的命，也会送掉他们的头。你想，我怎么能够安静地住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做事？我这几年的光阴是完全浪费掉的。"

"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我们这里固然比你那里稍微自由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做出事情来，以前是因为有瑶珠，现在是因为别人说我爱闹意见。是的，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我永远是卤莽，蠢动，说大话做小事，像罗亭一样：他们这样批评我。我在大学教书总不免要和校长或同事发生争执被强迫离开。在两三年中间我换了三个大学教书，结果都是一样。我看不惯那班人的卑劣行为。什么教育，什么宣传，在那里一点也说不上。老实说，是在陪资产阶级的子弟开开心，自己骗骗饭吃。或者给一些小姐添点妆奁，好去嫁给阔人。所以我后来发誓不去教书了。我说要到工会里面去做点工作。但是工会里又有人猜忌我，他们说我的个性太强，不能够做事。只有蔡维新跟我比较接近，但是他也不大了解我，他也说我性子暴躁，主张激烈。还有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同志们也不相信我，他们大半都是跟李剑虹一鼻孔出气。是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像罗亭，永远不能够跟人妥协，永远不能够认识人。我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相信他们可以了解我，但结果仍然是这样。我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一拳打碎。"他说到这里便举起酒杯，喝了一个满杯，放下杯来，忽然把拳头往桌面上一击。伙计跑过来问他要什么。他圆睁着眼睛把伙计望了一下，用粗暴的声音说："再拿一斤酒来。"

高志元微笑地在旁边望着，并不阻止他，却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后面一仰，靠在椅背上，一面说："罗亭到底是一个好人，他终于为他的信仰牺牲了性命。他并不是一个说大话做小事的人。不过平心而论你的计划确实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不少没有实现过的计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