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月兰无法想清楚这些。她只是感觉到不能放弃以最低价在市场立足的经营方针，不能妥协。当初走这一步，目的并不是开一家可以用来养家口的鸡毛小店。不说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讲什么百万富婆、亿万富姐的野心，金月兰只认准了一条：让广大群众欢迎的“都得利”发展壮大并没有错。

翻完当天的《西平都市报》，金月兰的心愈发变得沉重了。春节前后，大商场肯定要挑起降价大战，用这种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方法，逼那些实力单薄的对手退出角斗场，或者把它们杀死。“都得利”怎么应战?应战或许还谈不上，“都得利”明年春天还能维持吗?靠李姐为首的、全部由退休下岗人员组成的娘子军迎战，行吗?当然不行。让金月兰感到悲凉的是：“都得利”招聘广告登了一个多星期，男性应聘者只来过三个人。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一个男性总经理，“都得利”的日子恐怕就更难了。

金月兰仰靠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再坐直了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一叠报表，猛然间发现玻璃板里映出的凌乱头发里竟像是藏了一些白霜，不禁吃了一惊。慌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镜子，对着翻找好一会儿，没发现一根白发。刚出了一口长气，她无奈地发现眼角的两三条纤细的鱼尾纹像是变深变长了。她索性站起来，仔细审视了刚刚度过四十岁生日的自己。身材依然显得苗条而富有曲线，眼睛依然明亮而有深度，双颊还带着自然而均匀的潮红，双唇不涂口红而依旧鲜艳和饱满，一头青丝没用任何护发产品依然能发出湿润的光泽。她对自己说：还用不着为眼角这几条浅浅的鱼尾纹而惊慌失措。她对着小镜子微笑了。笑容刚刚绽放，又僵住了。女为悦己者容。金月兰又一次想起了该死的男人!

在金月兰四十岁的生命里，男人留给她的美好的记忆实在少得可怜。回想起来，只有区区四个男人在她的生活中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前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父亲，一个是她的祖父。一九四九年冬天，两路解放大军从东面和北面对西平形成了合围态势，无数个西平的有产家庭面临是走是留的两难选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西平商界赫赫有名的资本家金西林和小儿子金钟鸣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金西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小儿子，早在两年前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小儿子跟他去台湾，他不会追究儿子在政治上年幼无知所犯的错误。小儿子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父亲留在西平，不转移任何资产，他保证全家在新的政权下能保留一定的合法地位。父子俩都没让步，谈话以父亲打儿子一记耳光和儿子一份与父亲和家庭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结束了。一个星期后，父亲带着一家主要成员登上了西平飞往昆明的飞机，从那里转飞台北；儿子当天就把父亲惟一带不走的资产——一个偌大的院子，变成了知识界促成西平和平解放的大本营。五年后，金钟鸣和一位西南军区的女战士结了婚。两年后，这个在延安孤儿院长大的女战士，生下金月兰四十天，死于产后风。以后的九年，金月兰和整天郁郁寡欢的父亲相依为命。“文革”开始后，郁闷成疾的父亲撒手尘寰，金月兰像她母亲一样进了孤儿院。八年后，初中毕业的金月兰到国棉六厂当了一名挡车工。在金月兰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和焦裕禄十分相似，留着一边倒的发型，没日没夜地披着衣服坐在一张破藤椅上为党工作着，剩下的时间，就是燃起一根纸烟，望着窗外西平那总也不会晴朗的天空沉思。父亲那个时候在想什么，金月兰不知道。金月兰只记得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你永远都要相信党，依靠党。”父亲的临终遗言，也是这样一句话。

二十一岁那年冬天，厂长带着民政局的干部找到了她。民政局的干部对她说：“金月兰同志，你的祖父金西林上个月七号在台中市病故了。老人去世前，留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里，他特别注明为你留下税后二十万人民币的遗产。”金月兰当即表示不要资本家的臭钱，她父亲与反动旧家庭决裂的声明在国民党的《西平日报》上发表过，她与这个去世的资本家爷爷没有任何关系，党培养教育了多年，她有工资，有工作，不要这笔遗产。厂长说：“月兰同志，接受这笔遗产，是一项政治任务。政府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项主张。你接受这笔遗产，也算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贡献。”金月兰一听这是组织决定，这才在有关接受遗产的文件上签了字。西平市孤儿院发生火灾第三天，金月兰就把这二十万元捐了出去。时隔一二十年，金月兰还是想不明白祖父为什么要为她留下这二十万遗产。是血缘的呼唤?是为了显示做祖父的公平?是对幺儿英年早逝的痛悼和追怀?抑或是耄耋老人用来表达比血还要浓的乡愁?不管是为什么，祖父这一个念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

另一个男人，就是她的前夫刁明生。这些年来，她很少想起这个只给她带来无限伤痛的男人。这个世界上与她发生亲密接触的惟一的男人，以阴谋闯进她的生活，以背叛和谎言远离她的生活，这样劣迹斑斑的前夫，哪一个女人愿意时常回忆和他一起生活的任何一个瞬间?如果不是女儿晶晶的存在，金月兰肯定能够把这十三年婚姻生活从记忆里彻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