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长到十七八岁时，忽然就疏远了，我二姐有时还去她们家玩，我却不去了。有一次我见到孙家姑妈在我家院子里与我父亲说话，我竟然心中乱跳，想：一定是孙家姑妈要把三兰中的一个说给我做媳妇了。三支兰，各有风韵，但三兰不语，这无论如何也是个重大缺陷，所以三兰是不要了；二兰嘴巴尖，骂起人来嘴巴快得如同利刀切菜一般，也不要；还是要大兰。大兰的辫子很长，性格温顺，最好。那天父亲一边锯着木头一边与孙家姑妈谈话。温暖的天气，锯末子金黄，父亲脸上淌着汗水，孙家姑妈跟父亲谈了很久才走。我走出去时，感到父亲看我的眼神很异样。

第二天，我的脸上起了一些红疙瘩，父亲冷冷地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父亲的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心里，我感到极其羞愧和自卑。

又过了几年，大兰找了婆家，紧接着，二兰和三兰也找了婆家。

现在，铁匠们的故事涌到我的眼前来了。

每年的麦收前夕，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最美好的季节。这时，是春尾夏头，槐花的闷香与小麦花儿的清香混在一起，温柔的南风与明媚的阳光混在一起，蛤蟆的鸣叫与鸟儿的啼叫混在一起。这是动物发情的季节，也是小伙子们满街乱窜的季节。每年的这时候，那三个铁匠便出现在我们村的街头上。

铁匠们来自章丘县，操着外乡的口音。虽然他们的口音与我们不同，但我们听他们的话和他们听我们的话都不费力。铁匠炉支在老万家院墙外，那儿有一块空场，是第一生产小队的人扎堆等派活的地方。空场上安着一盘石碾子，那碾子整天不闲，吱吱扭扭地响着，碾轧着农家的主食——红薯干儿。墙根处有一棵柳树，树枝上挂着一口铁钟，很小的铸铁钟，这钟发出的声音能把第一生产小队的人随时召唤出来。铁匠炉支在这里是最佳的位置。

三个铁匠，领头的老师傅姓韩，大家都称他老韩；打锤的也姓韩，是老韩的侄儿，大家称他小韩；还有一个拉风箱兼打三锤的是个矮墩墩的胖子，人称他老三，也不知他姓什么。老韩细高，脖子长，脸上皱纹又深又多，秃顶，眼睛果然是永远泪汪汪的。小韩的个头也很高，但比他叔叔魁梧许多。我在创作一篇与打铁有关的小说时，脑子里曾多次出现过小韩的形象，所以也可以说那篇小说中的人物小铁匠，是以小韩为模特儿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乡村生活在物质上是相当清苦的。但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精神绝对比现在要愉快。吃不饱，穿不暖，较之现在的脑满肠肥衣衫臃肿，似乎活得更有滋味，更有奔头；现在真是完蛋了，成了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成为一个无病呻吟的废物。回忆过去，既是一桩饶有趣味的工作，也有可能成为治疗脂肪多余症的药方。

那时候我们吃几个热地瓜、啃两块红萝卜咸菜就跑到第一生产小队的发令钟下看三铁匠打铁了。铁匠们早晨晚起，我们看他们打铁多数是在中午；有时晚上也去。那时的中午暖洋洋的，阳光促使我们扒掉棉袄里的棉花，我们变得腿轻脚快。狗在湾子里交配，我们坐在土墙边晒太阳。张老三家那箱蜜蜂忙忙碌碌地采槐花粉酿蜜。张老三的妻子有麻风病，长年躲在家中不露面，很神秘很恐怖。张老三是第一生产小队的饲养员，是个口才极好、出语即逗人捧腹的瘦老头。他的儿子张大力，是我二哥的朋友，身材高大，肤色漆黑，活活一座黑铁塔。我很崇拜他。我想象不出那个麻风女人怎么能生出这样一个力大无穷的儿子。张大力继承了他父亲出语滑稽的特点，村里大多数的男孩子，都愿意跟他去放牛割草，他带领我们偷瓜、摸枣、捉鱼、游泳、打架，还干一些坑害别人的事情。比如在道路上挖陷阱，在棉花地里埋屎雷，去捣乱小学校的教学，把那位留长发的女教师捉出来剥裤子，等等。我父亲曾严厉教训我二哥和我，不许我们和张大力混在一起。我父亲说：你们不怕传染上麻风病，难道不怕跟着他作恶犯法进监狱吗？父亲的话让我们胆寒，但我们还是跟张大力在一起。张大力带我们去割草，总是先给我们“保养机器”，烧麦粒吃，新鲜麦穗，放火上一燎，搓掉糠皮，半生半熟，白汁丰富，味道鲜美。没麦粒吃了就烧玉米吃，烧地瓜吃，烧豆子吃，反正都是生产队的，不吃白不吃，吃饱了省下家里的口粮。实在没什么庄稼可偷吃的季节，就捉蚂蚱烧吃，摸鱼儿烧吃，反正只要跟着张大力下地割草，总能搞点东西安慰安慰我们饥肠辘辘的小肚儿。张大力的腰里永远装着一盒用油纸包着的火柴，有一次他的火柴被水湿了，他就用鞋底搓茅草缨儿取火，烧大毛豆吃。我想我们之所以能比较好地发育成熟，与张大力带领我们大量地野餐有一定的关系。张大力每天都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有鬼怪，有武侠，有神魔。他讲故事时，有一种让我折服的力量，似乎他讲述的一切都是他亲眼看到的。张大力很愿帮助人，我从小窝囊，有时割的草背不动，压得龇牙咧嘴，张大力就说：不中用，不中用，这点草絮个老鸡窝都不够，我用鸡巴都能给你挑回家去。那些大一点的男孩就故意激他，说：不信不信，大力吹牛！张大力被激得下不了台，就说：小子们，今儿张大爷露一手，开开你们的眼界！说完话，他果真褪下裤子，把那杆黑缨枪拨弄得像钢杵一样，挺着，憋足一口气，把我的草筐挂上去。很遗憾没有成功。他双手攥着叫痛，我们弯着腰笑。他倒了架子不沾肉地说：昨天夜里“跑马”了，钢火不行了，过几天再挑。那时我搞不清楚所谓“跑马”是怎么一回事，我问张大力：怎么叫“跑马”？张大力笑着说：跑马嘛，就是——我二哥大声咋呼我：胡乱问什么？我说：问问怕什么。张大力说：别问了别问了，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张大力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宝刀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真正的宝刀软得像面条一样，能缠在腰里，像裤腰带一样。他还说宝刀杀人不沾血，吹毛寸断，刀刃浑圆，像韭菜叶子一样。张大力最辉煌的时刻是在那一年的“五一”运动会上。那时我已上了学。我们村里有一所完全小学，学校里有几位体育很棒的老师，年年都举办“五一”运动会；周围村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来参加，竞赛项目很多，有篮球、乒乓球、跑、跳远、跳高。跳高比赛那天，村里人都围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热闹。张大力也在，他跟我二哥站在一起，不停地起哄捣乱，我二哥那时已经不上学。几个男老师，跳过了一百五十厘米的横竿，就再也跳不高了；张老师冲一次，把竹竿碰飞，人栽到沙坑里；陈老师再冲一次，把竹竿夹在腿间，人栽到沙坑里。李老师说：行啦，到了极限了，破了我校的纪录了。陈老师不服，把竹竿放在一百六十厘米的高度上，说，让我再跳一次。陈老师在那儿舒腰揉腿，一副认真的样子。这时，张大力从人堆里挤出来，迈开大步，撩起长腿，吆喝着：噢哟哟——朝横竿冲过去，在竿前，他胡乱一个翻滚，竟然过了竿，落在沙坑里。跳起来，他拍着屁股上的土，看着那些老师，说：你们白吃了小馒头，还不如我一个吃地瓜的跳得高。围观的村民们哈哈大笑，学生们也笑。我们的老师都很窘，红着脸。我那位班主任张大个，是在县武术队受过训的，平常日子里每天凌晨就早起去河滩上打拳，那时他握着拳逼近张大力，村里人一看形势不妙，几位年老的忙上去拦张老师，并且说：张老师张老师您别跟他个野小子一般见识。张老师双臂往外一撑，便把老人们弄到一边去。我着实替张大力害怕，也替我二哥害怕，因为我二哥就是被张老师给打退了学，此刻他又站在张大力身边，俨然一个同党模样。张大力好像有些紧张，脸皮紫红，张老师一拳打在他胸上，他低下头，哼了一声。没容张老师打出第二拳，张大力便一个黑狗钻裆，把张老师拱起来，转了一圈，从肩上往后摔去。张老师仰面朝天跌在地上，看样子跌得不轻。村里人围上去，把张大力拉走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村子，张大力在村人中有了很大的威信，从此他便进入了壮劳力的行列，再也不与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结堆了。但我对他的崇拜和友谊与日俱增，现在亦是。张大力还有很多事可以写进小说，譬^[pì]如他当生产队小队长的趣事，他结婚后的趣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