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他没有睡觉,呆呆地坐在炕下的土坯上抽烟。狗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它的末日,仍然亲切地把头撂在邢老汉的腿上。邢老汉一面抚摸着它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脊背,一面回忆他半个多世纪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他也曾经听说过,城里的干部、工人、教书的、唱戏的,这些年来在运动里没少挨整,又亲眼见过魏天贵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挨过批,但没想到最后闹得他这个扛了十几年长工的普通农民也不得安身: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我们中国农民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总是平静和忍耐的,他又一次发挥了这一特性。他既然发现了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一条狗又有什么用?而且,这条狗的生命居然和全队人今后的生活有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
他抬起头来环视这间小屋,想寻找一些那个要饭女人留下的痕迹。就是这间土房,从屋顶到地面,几乎每一平方寸都经过她清扫,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经过她擦洗。可是,她走了,这些东西也都如死一般地沉默和灰暗了,只有一道深深的痕迹刻在他自己血淋淋的心上。然而,他并不埋怨她悄悄地舍他而去。他认为一个好的、有良心的妇道人就是应该回去的;而且,她的不辞而别还曾给他留下了一线希望,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还有劲头活下去,所以他对她只有感激。
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场上听见马圈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跑到马圈去时,行刑的人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一群娃娃围着他的狗。狗展展地侧躺在地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和那个要饭的女人的眼睛一样,露着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