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以后，邢老汉蹲在炕沿上叭哒叭哒地抽烟。狗卧在地上，扬着头，皱着鼻子，呼呼地嗅它所熟悉的烟味。邢老汉思忖了几锅子烟的工夫，思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给狗求得一个官方保护。于是他穿上鞋，把狗锁在屋里，就上队长家去了。

魏队长家正好没外人。队长躺在炕上，他女人坐在灯下纳鞋底。因为邢老汉是从来不串门的人，魏队长听他来了就连忙翻身坐起来。他女人给端来杯水。

邢老汉一坐下就结结巴巴地提出他不让打狗的事。

“我当是啥要紧事，”魏队长笑着说，“一条狗嘛，上面有这个指示，打了就算了。”

“算了？”邢老汉气愤地说，“它跟了我好几年，打了它我心里不落忍。我保证不找队上要救济粮就行。我的狗吃的是我的粮。”魏队长还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不在吃粮上，狗祸害庄稼倒是个事实。”“天贵，你也是个庄户人，你啥时候见狗祸害庄稼？狗又不是牲口，又不是鸡鸭。那天还说一家许养一只鸡，就不许我养条狗？”队长的女人以女人特有的同情心理解了邢老汉的意思，在一旁细声细气地说：“就是，他邢大伯身旁又没啥人，有条狗也解解心闷。”这话更激起了邢老汉对狗的感情，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说：“天贵，我可跟你说定，要毙我的狗就先毙我邢老汉！”

三个人的心都沉下了。魏队长收敛了笑容，手不停地在他的短发上搔着。他开始理解了狗与邢老汉的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要说服老汉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同时，对着这个和他在一个庄子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汉，一股深深的乡土情谊从他心里升腾起来，多年的积郁，也随着这股乡土气翻卷着，他不禁感慨地说：“邢老汉，你有你的苦处，这我知道，可我有我的难处，又找谁说呢？今天晚上没事，咱俩就聊聊。”“在这庄子上，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了。我满滩放驴那年，你就给王海家扛上长活了；解放后搞互助组，搞合作化，咱们又都在一起，那时候我是年轻气盛，一心要领着大伙儿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后来我三起三落，这你也知道，哪次运动来都得整我。我一不嫖赌，二不贪污，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我替大伙儿说了几句老实话，可老说我右倾。后来呢，我也琢磨出一个道理：大伙儿赞成的干部，上头就不满意；要上头满意，就得让大伙儿吃点亏。这些年来，我也学会了挑担子，总得两头都顾到。哪头顾不到，扁担就得打滑。有些事情，我也思谋没啥道理，可我是个党员，水平又低，不照上头意思办能行？文化大革命那年，你知道，我跟县里的参观团去了一趟大寨。那人家搞得就是好，不承认不行。可我也算计了一下，就凭大寨种的那一把把玉米，那一把把谷子，要置那么多机器、修那么大工程也是妄想，还不是国家贴了钱。现时叫咱们学大寨，国家又不贴钱，那就得凭咱们多吃点苦，多闹点副业挣钱。谁知道今年运动一来，我又差点挨了批，说是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这你也知道，咱队上的木匠、泥水匠、皮匠、铁匠都收回来了，两挂大车白白停在那儿。一边叫搞机械化，一边又不给钱，还不让人挣钱，机器又不白给，机械化咋化呢？今年，我看，别说机械化，就是工分算下来也没往年多了。你就一个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好歹都能凑和，在我这儿，全队三百多口子都张着嘴要吃，伸起手要穿。不叫大伙儿见点现钱，明年人家干活也没心劲了。你就愁着一条狗，我这儿愁着三百好几的人呢！”

魏队长激动地在炕上蹲起来，又说：“你瞧着吧！今年还过得去，到了明年开春，这事那事就来了。大伙儿没劲干活，我能打着干？都是贫下中农，乡里乡亲的。可我也思谋着，运动总是一股风。等这股风过去了，咱副业还得搞。不搞副业大伙儿受穷，机械化也化不成。可你别碰到风头上，咱大处都顺着过来了，犯不着在小地方拗了上头的意思。就说打狗吧，真是不抓西瓜尽抓芝麻的事，我也觉着没点意思，不过上头把这事已经提到纲上来了，说不打狗就等于窝藏了反革命，咱队上来的工作组组长又是县委委员，那天统计了一下，咱队上有十条狗，结果只打了九条，叫工作组说咱这个先进队连打狗都贯彻不下去，还咋批判资本主义呢！说实在的，邢老汉，要是为了你那女人的事，天塌下来找魏天贵替你撑着，顶大不当这个骨泉队长。这条狗嘛，你就宰了算了，让上头满意，以后咱们队的事就好办了。他前脚走，你后脚就再养一条，你看咋样？”邢老汉先还没在心听，后来越听越真切，最后又提到他女人，邢老汉真是百感交集。他知道天贵是诚心帮过他的，为了一条狗，他能让天贵为难？他低着头，在头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又伤心又决断地说：“天贵，我不能让你为难，你说的都是实情话，你明天就叫人来打吧。我自己下不了这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