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老任终于不让他做炊事员了，他去了工地，在索道卸土处负责拉土箱的绳。没想干了几天就死了。大坝上需要填粘土，而粘土要从库区左边的山头上取，就从山头架一道铁索到大坝前的半坡。铁索上一溜六七个装土的木箱，木箱下行到半坡停住，拉动箱底的绳，土就可以倒下来。他拉了最后一箱的绳，原本这边摇旗的人一摇旗，山头那边才开绞索机，但偏偏出了差错，这边旗还未摇，那边竟开了机，木箱开始上行了，而他双手还握着绳头，众人喊：“快丢绳！”但他已不能丢，一丢落下来站不稳要滚坡的。木箱瞬间已离开坡道有几丈远了，众人又喊：“不能丢手了，抓住抓住！”木箱就越来越快地向山头运行，他也只好双手抓着箱绳吊在几百米高的半空。绳是系在箱底板上，一晃一晃的，又在半空遇着风，他便不停地旋转，左旋转，右旋转，旋转得看不清人形了。整个库区都目睹了这一幕，几千人一片惊叫；有人就随着木箱在地上的影子跑。已经经过了大坝上空，经过了那段河道，开始到了对岸的山头下了，如果再有3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到达山头，但是他终于坚持不住，掉下来了。人们哭喊着往山下跑，他窝在了石头堆里，上下身子折在一起。脑袋压缩进了肩里，死了。他是水库上死亡的第二个人。他死后，我们都怨恨老任，但也在说：“他要是不死，坚持到了山那边，那他又不知该怎么吹了！”

我在水库工地时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背一背篓柴的。民工灶上的烧柴是每天轮流一人到20里外的山头去砍，但差不多是每个人背了一百三四十斤的柴走到库区上游的山村里，就将一半卸下来存放在某一户人家的院里。待将剩下的柴背回交灶上了，又去山村背那一半连夜送回自己家。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谁都如此，谁也不说破。自然我也这样，但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连夜送柴回家，而是在指挥部的后檐存放得多了，一个月回家时捎带着。对于我在水库工地进入了指挥部办战报，父亲十分高兴。他让我将每一期战报带回去，他会戴了眼镜仔细地读几遍，常常就检查出了若干错别字。指挥部补贴的每月两元钱，我是极少花销的，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几乎是一半用来买了信封和纸继续投寄申诉材料，一半为家里买盐。但是，父亲染上了喝酒的恶习。他是好客之人，以前家里的客人不断，凡是来人，必是留着吃饭，去商店里买一瓶酒，然后对母亲说：“弄几个下酒的菜吧！”他只管吩咐，母亲却作难：拿什么去弄菜呢？就只好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而喝酒吃饭时，母亲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出去，等客人走后再回来。有时母亲会在锅里给我们藏那么一碗挂面，有时只能喝点儿面汤。现在，客人是稀少了，即使是有人来，也没了面条吃、没了酒喝，父亲就会把水烟袋拿出来，用包谷缨子搓了火绳，一遍一遍劝人吸烟。星期天里，三伯父和大堂兄要回来了，他们肯定是拿了酒来和父亲喝。安慰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说了，酒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叔侄之情，一切都在酒里。这样的一个晚上，兄弟二人和大堂兄一起轮流着用一个酒盅喝，没有菜，干喝着。然后水烟袋你吸几锅了，交给他吸，他吸几锅了，再交给另一个。我从水库上若是回去，就和弟弟妹妹坐在一旁，我们是派不上喝酒的，只被他们支使着去烧水，泡一壶像棉花叶一样廉价的粗茶，或去瓮里捞一碗酸菜，切一碟青辣丝儿。母亲也坐在一旁给我们纳鞋底，绳子拉得“哧哧”响，父亲就不耐烦了，指责着拉绳子声烦人。母亲是好脾气，就不纳鞋底了，坐在一边不吭声。酒都是一元钱左右的劣质酒，容易上头，常常是父亲先醉，一醉就给我们讲他的冤枉，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没有害人呀，怎么会有这下场？！”他一说这话，我就心酸，说：“不喝了不喝了，酒有啥喝的，又辣口又烧心！”父亲就瞪我，骂道：“这里轮不到你说的！”就又对母亲说：“让你弄个热菜，你也不弄，不是还有鸡蛋吗？”母亲说：“哪里还有鸡蛋，你不知道昨日集上我卖了吗？”父亲不信她的，对我说：“你妈抠得很，她舍不得给我们吃，你去柜里看看，还有没有鸡蛋？”我起身去堂屋开柜，母亲给我挤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开了柜，果然发现那里还有四五个鸡蛋，偏也说：“没有，鸡蛋皮儿也没有！”父亲便说：“真没有了？那咱再喝吧。”他须要把三伯父带来的酒喝完不可，最后就醉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