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说是喜欢“三李”，将来还想写写李清照，是否像郭沫若的《蔡文姬》，为自己而写?

李清照晚年的作品更为精粹，但也过于悲凉，几乎每一阕词里都凝聚了忧家国、叹身世之感，令人不能卒读。而李商隐的诗，人多不解，以为是咏爱情。李长吉的诗又用典太多，非常晦涩，可能时代背景使然。中国旧诗很多都能一咏再咏，或一读三叹，如果读了几遍才懂，就不能算是上乘。

建议吴为，不如读读王安石的《明妃曲》。同许多写昭君的诗文不同，荆公的《明妃曲》可以说是绝唱，也把人生说透了。既没有把她写得丧魂失魄，凄凄惨惨，也没有将她戏说得像一位女政治家那样壮怀激烈。千古以来，写谈王昭君的诗文没有超过王安石的。

可吴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不想多说地说：“两种人生两回事。”

后来真真假假关心起吴为来，倒真不是下鱼饵。

与胡秉宸形而上的方式不同，佟大雷的手法是形而下。

有一阵子政治形势严峻，文化界又将召开一个什么会议。

文化人集会不过是群众性的会，鱼龙混杂，如若吴为说话不慎重，很可能被歪曲，传播开来对她没有好处。而文化人历来以分功者多，但能居祸者少，所谓胜则争功，败则诿祸，像她那样有“大丈夫”气概的实不多见。吴为现在不过是棵幼苗，还不是劲草，为她鼓劲的自然有，伺机拆台的也未必没有，文坛之糟古已有之，几千年都没有干净过，吴为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不多。有关法制民主，说话千万慎重，不能只求痛快。固然说些什么，别人也不能奈何她，可要暗中说两句遵旨奉命的，恐怕就要对她另眼看待了。虽然百花齐放，总要东君做主，所以不能太天真。

有些话电话上不好说，巴巴地跑去通风报信，担心吴为可能不在家，还将要她注意的内容写在纸上，万一碰不上就将纸头留下。听说吴为生病，知道没人与她商量料理，又派部里一位女同志前去照料，希望为她做个参谋或秘书，吴为敬谢不敏，退回。在上海遇到当今一流金石家，与鲁迅同时的钱某，还托钱某为她治印一枚“奉天吴为藏书”，也被吴为退了回来。佟大雷只得砸碎了之。

即便被吴为拒之门外，也不忘为吴为考虑，如母亲或本人生病，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总之他所有的努力以及他本人，都被吴为视为粪土。相比之下，胡秉宸对吴为吃得更透，他从未如此物质地关怀过吴为，只消写写情书，水平之高，在吴为历届追求者中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宋明理学”与“安史之乱”的差别。又，怎么总败在那个病秧子胡秉宸的手下?

如果一个“地位”还不足以鉴定他和胡秉宸的上下优劣，那么女人，尤其是吴为这个女人的鉴定，就太不留情了。

严格说起来，佟大雷不把女人当回事，他介意的是吴为这个女人，或不如说是介意她那双慧眼，那双慧眼拉开的距离真叫距离。吴为是有眼无珠还是幼稚?

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一定“本事”，胡秉宸能升到这个位置吗?能升到这个位置的男人，本质上差不了多少。

从一个至情至性的知识分子爬到这个位置，何止是过五关斩六将、修韬晦、炼金睛……最难之处怕是还要多少次背叛自己的人格。

说起来他又比胡秉宸差多少?

世事也不能这样不公平，让胡秉宸占尽风流!

佟大雷积极介入胡秉宸事件，可以说不完全出于嫉恨，也可以说完全出于嫉恨。

当然不是故事。

吴为此刻的神志不清，显然也不是演戏。

从吴为叙述的许多细节可以看出，那是胡秉宸的所作所为。

佟大雷一时无语，只能一支接一支点烟，却不吸，任一支支烟在指间化为一截又一截白灰。

这种事于他人、于佟大雷，都算不了什么，发生在胡秉宸身上却是八级地震。胡秉宸不是有名的清廉、一尘不染、兢兢业业、拒腐蚀永不沾吗?

确切地说，佟大雷此时的兴奋，还仅限于一个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神化人物，突然从高不可攀的高度上坠下，并和自己站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就像盗贼找到了同伙，佟大雷不再感到孤单。被人视为行为不良、品行不端的佟大雷找到了同类，而且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同类。胡秉宸现在变成了佟大雷十足的“理由”、十足的“借口”、十足的“依据”。最后他捻灭了手里的烟，诚恳而动情地说：“感谢你这样信任我，我非常同情你们的境遇……”

想不到佟大雷没有趁火打劫，吴为不觉一改对佟大雷的轻慢，两只泪眼信赖而又尊敬地望着他。那目光宛若一台起重机，佟大雷明显地觉得被这目光抬举得高大起来，身坯实实在在一寸寸地上升，“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你们。不过今天太晚了，他妻子儿女肯定都在病房守着，你是进不去的。”

此话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