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谁在场?”“只有他……你们这是于什么，是在搞诱供!什么叫诱供?就是把张三说的话告诉李四，让李四承认。刚才这位书记员上来就对我胡说八道，又是上报中央又是什么的……我干这个买卖比你们早几十年，还想在我面前卖这个!”

律师说：“他不代表法院。”

胡秉宸烦了，“我身体不好，不能这样纠缠下去，我走了，请我的律师代理。”

律师说：“你不能走。钱财可以代理，这个问题不能代理——感情问题别人怎么可以替你说清楚?”

“我非走不可。如果你们十天内给我开庭，我就不走。”

“十天之内开不了庭，我们还没调查完。”

“那我就走。什么时候开庭请你们通知我，因为我还得买飞机票。”

书记员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你们早判，不管判不判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再采取什么办法，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把人拖死，要按法律办事。吴为的问题法律上没有那一条，你们的法律是不是过二十年再执行?法律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能由你们自己随便解释。随便由人解释还叫什么法律?”

律师说：“我们没说二十年后再执行，但法律也没规定得那么具体，总要照顾影响。”

律师只好对白帆说：“胡秉宸不老实，不和法院合作，不说心里话，法院也拿他没办法。”

可见姜还是老的辣。按照胡秉宸的社会地位，真是说句话比吴为、比茹风那些“小孩子”管事。

刚一亮相，就杀得个落花流水。可惜胡秉宸不常做这样的示范，电投有传授吴为一技。

到了这个时候，过河卒子吴为的战斗力反倒明显减弱，像了一只靠惯性运作的滑轮。

使吴为觉悟的不是这些压力，而是胡秉宸出尔反尔的那些表现，茹风母亲认为吴为那个单位不能待了，毕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对“延安一枝花”还是有所了解，“那是个江青式的人物，只要对自己有利，她会不择手段。”

于是就帮吴为调动工作。刚与新单位接触，新单位人事部门的头头就说：白帆告吴为的状子和吴为的黑材料已经跟着来了，“足有半尺多厚”。

好在调动渠道都已疏通，只剩人事处的最后一纸手续。

早上九点，吴为到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人事处也把调动通知单给了她，让地去各有关科室盖章，“盖完章，我们就给你开转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的证明。”

没想到节外生枝，党委书记“延安一枝花”走了进来，她问吴为：“你调动工作，是谁给你牵的线?”“没谁，我想是我的作品为我牵的线。”

“新单位的领导是谁?”

又想通过后门整治她呢!“不认识……工作没调动的时候不好和你谈什么，现在我要走了，想和你谈谈。”

“谈也没用，我不会同情你的。”“你以为我是想得到你的同情吗?错了，我没什么需要你同情的地方。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离．开本单位的时候，我有权利要求与党委书记你——交换一下意见，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可“延安一枝花”花头一扭就出去了。十点，吴为从各科室盖完章回来，人事处的经办人正在接党委书记的电话，“是，好的，我马上到您那里去。”

经办人从党委书记那里回来后，情况有了变化，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展新党员工作》这一文件为由头，不给吴为转组织关系。

肯定是“延安一枝花”在九点到十点间，与白帆、胥德章、佟大雷等人研究了对策。

吴为说：“既然如此，人事关系我也不转了。”

新单位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吴为说：“你们原单位打来电话，要求我把你的档案材料退还他们，借口说‘群众反应，吴为人党为什么那么快?所以我们要再审查审查’，那你们单位党委当时为什么批准、同意支部一致通过发展你入党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要接受几十年来的教训，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在你的档案里，凡是工作过的单位鉴定都很好，入党手续也是齐备的。”过了两天，新单位又来电话：我们接到“某办”电话，说“吴为的问题很复杂，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你们不要调她”。你看，调动问题只好放一放了。

想必又是“延安一枝花”的关系，这个后门的硬度可说全国第一。吴为问：“我怎么办?还办不办手续?是不是由你们出面和这里谈一谈?”

“我们现在不好出面了，‘某办’不是说要处理这个问题嘛……要不你把关系先转了，放在自己手里?”她问：“‘某办’原话怎么说?”“你何必一定要抠原话?”

吴为将这些情况告诉胡秉宸，胡秉宸听后说：“上头不是有人向：延安“枝花”打招呼了吗，她怎么还整你?……我身体很不好，心律一分钟八十五次，打算快点儿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