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开了窍。“汇报”实在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厂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等等、等等，如此、如此。到了后来，即便胡秉宸有周恩来那封介绍信护航，头上的光环也渐渐失色。理工科的学生胡秉宸自然明白，世上没有永动机。

到达延安后，胡秉宸和胥德章很快就进入了第一期陕北公学高级班，班上只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

让胡秉宸感到又一个不适的是投有换洗的衣服，更谈不上洗澡，上课时看看周围那些记笔记的手，又黑又皴^[cūn]又脏，厚厚的泥垢结在手上，就像鱼鳞。他那双有点女相的手，更是惨不忍睹。

讲课的教员多半到苏联留过学，教员凯丰就是其中之一，又是“二卜八个半”中的一员干将，回到延安仍然高举坚决维护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旗帜。有次胡秉宸和同学在窑洞前议论凯丰课讲得不好，正巧被他听见。

教员们上课骑马而来，夹着五六本摞在一起半尺多厚的精装硬壳书，张嘴就是列宁怎么说——“请大家翻到《列宁全集》第x页”，接着又是马克思怎么说——“请大家翻到《马克思选集》第x页”……

胡秉宸听得不耐就提问：“如果电车算先进事物可是群众非要砸，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教员反问胡秉宸：“你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支持群众。”全班同学大笑，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不知他这个回答是不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本不同意“巴黎公社”起义，因为各方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行动起来后，也就积极参与并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吴玉章当时正在给学生讲群众运动，可是他也没有对胡秉宸的问题做出回答，只是笑笑而已。

然而胡秉宸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日本飞机空袭，他总是跑到山上打钟报警；没人干的事不分技术还是苦力，都是他的活儿；除了白天于活，晚上还常常装配军用电台，或校验机器，或查哨，或给新战士上课到深夜。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胡秉宸即便不到延安参加革命，不沦干什么，都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让他去跳芭蕾舞，相信也不会逊色于顶尖的芭蕾皇帝布拉施尼可夫。所以他到延安不到六个月就人了党。与胡秉宸同时到达延安的胥德章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不大服气地对胡秉宸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在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了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头衔无一遗漏地举列，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去。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该着胡秉宸不能平庸，他的再一次机遇来自通讯系统一个姓朱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在老婆探望之后突然逃跑。胡秉宸震惊于一位堪称革命楷模的老八路怎么会叛离革命，他甚至能设想自己逃跑，也不能设想朱局长逃跑。胡秉宸还感到异常愤怒，因为整个八路军内部通讯情况都在这个副局长的肚子里装着，他的出逃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胡秉宸当即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需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

胡秉宸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让他从此担负起通讯系统的一个重要职务；延安的工农干部极多，难免有人对知识分子“看不惯”、“不放心”。胥德章恰巧碰上这么一位，这个领导总是意味深沉地对他说：“你应该到外面锻炼锻炼。”

于是懂技术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胥德章，却不能留在人才匮乏的延安，最后跟着胡秉宸到了重庆。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胥德章的幸运?他要是留在延安，能熬得过一九四二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