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吓死了。我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真的被他们父子俩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秦磊这个人，脾气一向最好，医院里人人夸奖他，说他跟谁都不闹红脸——我也知道他脾气好。可是今天，他发那么大的火，我还从没看到过。他摔掉的那双筷子，撞到地板上，我拿去洗的时候，轻轻一碰就折了。

秦庾这孩子，我不知他哪里来的气。爸爸说他一两句重话，他居然那么凶。不管怎么说，受处分那么大的事，不向我们提总是不对。他瞪秦磊那一眼，谁看到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他的爸爸！

这场无名风波，可说来得快，去得也快。激烈是异常的激烈，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两句争论。不过，家里就此罩下了一层阴影，我感觉得出来。我先把秦庾送到他房间里去，叫他关上门好好反思反思——其实，我主要想让秦磊冷静一下。关上房门转过身，我看到他坐在饭桌前面，左手搁到桌上，搭住饭碗，右手攥紧了拳头压着膝盖——我真想站到他身后去，对他说些什么。但我没有。想了想，我到厨房去取块抹布，收拾桌子。桌上一片狼藉——今天吃的虾是秦磊下厨烧的，凡是与虾有关的菜，总是他当仁不让，在厨房里，我一高兴就叫他“老虾”，他听了也会很高兴——我收拾桌子时，尽量低垂着眼盯住桌上的虾头虾壳，不去看坐在桌前的他，我很怕看到他颓丧的样子而又无力替他振作。再说，我也是胆战心惊。破天荒第一次，我关上了厨房的门洗碗。我想，还是别让他听到什么声响的好，省得他再气起来，我就没办法了。静静听着自来水流动的细小声音，我心里还兀自害怕着，想想刚才的一幕一幕，浑身起寒意。真不知我怎么会表现得如此镇定——我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秦磊是我的丈夫，秦庾是我十七岁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男人，比我高大，比我强壮，却要依靠我的臂膀去拉开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忍不住抽出手，放到灯光下仔细看了看。我没敢承认——太小，太小了。

这有多可笑！似乎我第一次用“男人”两个字来定义我的丈夫和儿子。这些年来，我始终把秦磊看成我的丈夫、把秦庾看成我的儿子，差不多忘记了，他们首先是男人，他们之间的争端，是男人的争端。我可以理解秦磊，我懂他做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我甚至奇怪他早几天怎么没发作；我知道，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伤害，看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重视，他生气，真的生气。但我不太明白秦庾，不明白他究竟因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愤怒、这么冤枉、这么孤独和偏执——在这件事里，究竟有哪一点，他是做对了的？我作为母亲，除了可以给他一点关心和同情之外，无法给他半分的理解。我尝试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事；他没有正视我，而是低下了头——他体会到了我的关心和同情，但是拒绝理解。他低头，并不表示屈服——早在他很小的时候，他逃过几次课，当我们询问他原因时，他就低下头，一开始我们以为他知错了，谁知不久他又故技重演，后来他到底怎么会变乖的，我到现在还拿不准。我把他送进房间，他顺从地进去了，可是，就在我打算出去的一刹那，他猛地抬起了头，望定我，脸部由于一阵突如其来的怨愤扭曲得几乎变了形——他这种神情，我以前从没看到过；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只张了张嘴，结果什么也没说。

这是报应。他长那么大，我们没为他操半分心，最近，他却已经让我们操透了心——这还远远不够。在儿子身上，我们是真正的无知。

洗完碗，走出厨房，我看到昏黄的灯下，秦磊独自一个人坐着，左手放在桌上，原本搭住的饭碗早被我拿走了，右手遮盖着膝头——我很高兴他不再攥紧拳头了。我站在他背后，细细地打量着他：他穿的是我买给他的竖条衬衫，把袖子挽起来露出了小臂（我最喜欢他这种穿法，显得长身玉立，非常好看），只是现在，他弯腰弓背，完全地静止着、静止着——这是我的丈夫，那么孤独无助的一个父亲。他生气时，我有些怕，但现在，他在伤心，我懂得怎样让他好受一点。我看看对面的墙壁——他的身体投影在墙上，巨大、灰色，僵直的动作在这种放大下显得夸张，这灰影几乎是在笼罩他、窒息他、吞噬他，而他那么孤独无助。我走过去，蹲在他的身旁，抓起他搁在膝头的右手——虽然我的手不够大，但是多年的默契给予我驾驭的能力。我明白现在不是谈论我们两个的时候——自从知道秦庾受了处分，我们差不多再没谈论过两人的事情——但是，仅仅这样握着手，保持住这一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维系，就是一分熨帖的安慰。他掉过头来，勉强笑了笑。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你是我最熟悉的、一直爱着的男人，那里，是我们深爱和关心的儿子。

真的。我常常说这句话：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真是我们两个的儿子吗？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问自己这句话。我问这句话问得人都快傻掉了。在这以前，我过得很快活，我有丈夫、有儿子、有稳定的工作，我当了护士长，我四十七岁，可是买衣服仍然很方便——我觉得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就属于大逆不道了。但是，自从那天接听了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开始怀疑。这种情形就好比有一天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天空到处布满了裂缝——我所坚信万年不倒的天空马上就要倾覆了，但我还无法知道在那上头是些什么。我保存了大半生的信念已在瓦解，而新的信念还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我走路都开始头重脚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错问题。假如这仅仅是儿子的过错，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听候发落。可怕的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不仅仅是他的过错了。秦磊在教育孩子方面相当固执，简直有点刚愎自用，他总是主张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权利，以培养他的独立人格。我承认，在秦磊提出“自由”、“权利”、“人格”、“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这码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爱儿子，我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所有的想法。我生他时，秦磊气定神闲地在查病房，可以说我是由儿子陪着生出了儿子；当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让他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痛苦——这当然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后来秦磊用他那一套去养育儿子，我也跟在他后面，给儿子自由、给儿子权利，给儿子所有他爸爸认为可以造就他独立人格的东西，有时去朋友家串门，看到他们的孩子每天必须坐在琴凳上两个小时，反复地练琴，或者握住硕大无朋的毛笔一遍遍练字练画，或者被逼着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无穷无尽的数目字，我就真心地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除了“独立人格”之外无一是处的儿子感到得意——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儿子比什么都强。现在我只怕，从前我们误解了他，我只怕快乐的不过是我们自己。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秦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上些什么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几楼，我不知道常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嗓音清甜的女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我甚至刚刚发现他长了胡子！我怕承认这一点：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口口声声说着爱我惟一的儿子，可我对他的关心还不如对自己体形的关心多。我不清楚其他母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其他母亲有没有想去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几分跟自己相像——我觉得秦庾根本不像我，也看不出哪里像他爸爸。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个家庭帮他面对整个世界，为了他的快乐，我们挖空心思地给他自由、权利，给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全部条件——到头来发现，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不带一丝父母的痕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过什么事，让他难以忘怀吗？我们说过什么话，对他的人生有启发吗？我们爱他，可我们有过什么行动，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吗？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我的同事小林，连他儿子哪个手指甲盖上有虫斑都说得丝毫不差——可我有多少时间没有碰过儿子的手指头了？做母亲的做到这个地步，我刚刚发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不敢确认自己儿子是自己儿子的母亲，难道不是枉做了一回母亲吗？

有几次，我试着跟秦磊说起这些想法。不知是我没说好，还是什么，他听了之后，满脸的退缩和拒绝。他的信念比我的坚定多了，从今晚他的表现看来，他是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可要是来问我，要是时间能倒转，我宁愿做一个最传统、最保守、最不尊重孩子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只要儿子看起来像我，只要我能知道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