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特伯雷陪我去听他们大学文学系的一节课。一位胖胖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是“亨利詹姆士从巴尔扎克那里继承到多少现实主义？”学生们抽着烟听课。其中两个女学生穿超短裙，眼皮涂着淡绿色，听课十分认真。开始是这位胖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跟着是学生们各抒己见，学生们的看法与教师发生分歧，最后他们索性和教师辩论起来。胖教师招架不住这十多个青年学生的唇枪舌剑，转过头，向布莱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莱特伯雷对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学生。如果你被他们的道理心悦诚服地征服了，也算你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很高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亨利摩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幽幽反光，并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乐，短暂还是永恒？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意拒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乱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上边都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都给一层薄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上住在那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镑教课费，加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