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徐广田变节的消息，为这位一度是人人尊敬的抗日英雄叹息，由于他疏忽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滑到了投降变节的可耻道路上去。为此，我感到惋惜。不过，我却不同意张福林市长的说法：就是说徐广田叛变了，不能再写铁道游击队了。相反地，我认为正由于徐的事件的发生，我就更有可能写这部《铁道游击队》小说了。因为我可以摆脱真人真事的束缚，以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斗争为基础，更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在创作中，可以舍弃那些琐细的、重复的和非本质的东西，把一些主要英雄人物加以合并，在性格上作大胆地塑造。徐广田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勇敢的，我把他的事迹都糅合在林忠、鲁汉、彭亮、小坡四个人物里边了。同时，我也用自己过去在铁路上的感受，来丰富它，说实在的，刘洪的幼年生活的描写，几乎就是我的幼年生活。

五　芳林嫂对我的救助

全国解放后的１９５２年，我着手写《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动笔前，我又到枣庄去找到王志胜，看了往年的炭厂和洋行的旧址。我到微山湖和杜季伟一道乘船在湖里转了一圈，并在微山岛上找到一些渔民谈谈过去打鬼子的故事。旧地重游，为的重温在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在这里从事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回济南后，我就在大明湖畔进行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为了使这部作品，能使中国的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事先我剖析了一遍《水浒传》，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因此，小说出版后，读者面比较广，在读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人们都把生活中的原型改叫成书中人物的名字了。如称刘金山为刘洪，杜季伟为李正，王志胜为王强，而刘桂清人人都叫她芳林嫂了。

小说出版后，我和铁道游击队的几位主要人物常有来往。１９５５年小说改编电影时，我建议请刘金山当军事顾问。在南京见到杜季伟，到枣庄也和王志胜见面。当时中兴煤矿为战争所破坏，但矿井下边的机器和物资还很多，有待开发。王志胜任煤矿办事处主任。王志胜见到我很热情，约我喝酒。在谈话中，我无意中问到徐广田的情况。他告诉我：鲁南地区解放后，因徐曾投敌叛变，为公安部队逮捕，由于他在敌人那里时间不长，又没大的恶迹，就判了两年徒刑又放出来了。现在没有职业，在粮食市上为人家量斗，挣碗饭吃。我想去看看徐广田，王志胜坚决不同意。他愤愤地说：“他还有什么脸见你？！”王志胜指的是我在枣庄时，曾对徐广田的妥协进行过劝导。但是我还是要求王志胜在煤矿修复开工后，给徐广田找个工作，当个工人。我对他说这不是同情徐广田，徐投敌叛变革命是不能原谅的。我的意思是要他给徐一碗饭吃，让他重新作起。不然叫他在大街上流浪，也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影响社会治安。因为他们毕竟自小在一起，一块干了一段革命。如再出事，他们这些人的脸上也不光彩。在我的劝说下，后来他介绍徐广田在井下当了煤矿工人，干了不久，因为喝醉酒和人打架又被开除了。后来听说三年困难时期，他贫病交加死去了。

我和刘桂清（铁道游击队员都称她二嫂），在济南常常见面。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鲁南时，她随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家属一道撤到黄河北我军后方了。全省解放后，她路过济南要回鲁南，这时她老伴已被国民党迫害死了。一些老同志劝她在济南住下，她就在这个城市落户了。

《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出来后，人们听说她就是芳林嫂，人人都尊重她，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并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谈谈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事迹，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少先队很崇敬这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把红领巾挂了她一脖子。她住在济南槐村街，远远的人们都知道这里住着铁道游击队的芳林嫂。我在济南工作，和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能常常见面、欢聚。她虽然已是五十多岁了，可是还是那样热情、豪爽，想不到在十年浩劫的风暴中，她又大显身手、奋不顾身地和造反派斗争，胜利地掩护了王志胜（王强）八个月，掩护了我四个月，等于救了我和王强的生命，真是威风不减当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强原是退休的干部，因为在一个造反派的宣言上签了个名。后来两派武斗，一派死伤了一些人。这一派就说是王强指挥进行武斗的，死难家属要求支左的军队一定要抓住王强抵命。其实武斗时王强并不在场，可是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一抓到王强会被他们砸死的。所以王强就跑到济南，在芳林嫂家躲起来了。芳林嫂一见王强就说：“你在这里住下去就是，保证不会出问题。你不是每天三顿饭都喝酒么？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一天三顿酒喝。”后来枣庄的部队在死难家属的要求下，派一个连长带一个战斗班到芳林嫂家里来抓王强。一个战斗班站满了她的小院子，而王强就藏在她隔壁大女儿屋里。可是芳林嫂却临危不惧，是那么沉着的应付着连长，仅仅略施小计，就把连长和那个班的战士骗走。当他们一出她的家门，芳林嫂就从后窗将王强托到另一个院子里，就是连长和战斗班回来也找不到王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