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又在落雪了。

就像明爱芬生病的那年冬天，就像张英才下山去省城读书的那年冬天，就像蓝飞调到县团委工作的那年冬天——不用说成菊、王小兰和蓝小梅这样与学校关系密切的女人，就连村长余实这样致力于界岭政治的男人，也发现这个规律，只要余校长他们错过几乎到手的转正机会，界岭的雪就会特别多。

村长余实再精于计算，也没料到张英才到省城读了几年书，又在县城里干上很有前途的工作，却比叶碧秋的母亲还弱智，坚决要求回界岭小学教书。

对张英才来说，并非全是主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万站长一番话。

那时候，在大多数人眼里，邓有米已逃离界岭。

不知去向。

有一阵，万站长也失踪了。

县检察院的人开了一辆车，趁教育站里没有其他人，悄悄地将万站长带到县政府招待所，开了一间客房，再派四个人一天到晚陪着他。

好在李芳事先替他想到了，因为计生站站长就遇上过这种事。

李芳一再叮嘱他，万一真有检察院的人来找麻烦，不要发脾气，也不要服软，不然就会上当。

计生站站长就吃了这种亏，没事生出一堆事来。

李芳还教他，到时候尽量与检察院的人谈如何用放疗治血癌，还要将自己患血癌的教训说给那些人听。

虽然自己做完放疗，还得再做化疗，但是一定要告诉那些人，她的病基本治愈了。

万站长一直牢牢记着这些话，反过来非常耐心地规劝四位形影不离的检察院官，要他们将检举这事的村长余实关起来，用一千瓦的电灯泡照上三天三夜。

万站长回忆起来，邓有米之所以向乡建筑公司要两万元公关费，就是因为听了村长余实的教唆。

若不是余实对他说，建筑行业按总造价的百分之五至二十收取公关费是不犯法的，从未涉足这行的邓有米，哪会突然冒出这副脑子。

作为村长的余实，是想一石三鸟。

因为余实的妻子在别的村里当过两年民办教师，嫁给余实之后，觉得当民办教师没地位，就丢下粉笔，全心全意当村长太太。

这一次，得知民办教师要全部转为公办教师，就打歪主意，想将界岭小学的某个老师挤下来，而将自己的妻子顶上去。

万站长要检察院的人马上去他家，打开电冰箱，里面有一大包用塑料包得严严实实的红豆杉树皮，拿去检验，肯定可以从树皮上找到余实的指纹。

那是邓有米被开除公职的当天夜里，由余实亲手放进冰箱的。

余实美其名日来看望患血癌的李芳，并说，用红豆杉树皮煎水，再放点冰糖调味，当饮料喝，再凶险的癌细胞，都能杀死百分之九十几。

而他真正的目的，是随后说出来的那些无耻的想法。

所以，他才悟出，界岭小学的无妄之灾，根源就在于余实的高度无耻。

毫发无损的万站长脱离控制后，第一时间找到张英才。

万站长说：“你中的界岭小学的毒是不是要发作了?”

张英才说：“我已经发作了，办公室有人想将余校长和孙老师从民办教师中除名，被我顶住了。”

万站长说：“那你更应该要求回去教书。这样你还可以提点条件。”

张英才真的按照万站长的说法去做，教育局的人假惺惺地挽留几句，就答应了。

临走之前，张英才在教育局里留下一颗定时炸弹。

他要求相关负责人将余校长和孙四海转为公办教师的资格，保留到民办教师转正的最后期限，宁可作废，也不得给予他人。

如此他才不会将那些有特权的人趁民办教师转正之机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公之于众。

在得到负责人的保证后，张英才将揣在口袋里的录音机取出来，一起试听了刚刚录制的谈话内容。

负责人气得翻白眼了，张英才还在说，等余校长和孙四海转为公办教师后，再毁掉这份录音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