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夫妻恩爱、父子同心的家，一个足以令人夸耀称羡的家。

初婚的美妙那般短暂，以至如一阵旋风掠地即过。为了淑贞的康复，为了偿还淑贞康复欠下的债务，岳鹏程来到百里之外的玲珑山矿井。他下到几十米深的山底洞中，冒着冰冷的滴水和犬牙交错的危石，凭着强健的体魄和从部队学到的熟练的爆破掘进技术，成为整个矿山的技术尖子和挣钱最多的临时工。他被一位副矿长看上了，不久被调上地面，担任了负责上千人吃饭的食堂管理员。不到半年，食堂面貌大变。岳鹏程又被调到业务处，成了负责计划和购买各种矿山设备的大员，并且经常随着副矿长外出洽谈业务。副矿长满意极了，告诉岳鹏程，他手下最缺的就是能干事的人，上级很快就要拨下指标，他要破格把岳鹏程从临时工转为国家干部。

这消息委实使淑贞几个晚上没有睡稳觉。但却很快冷却下来——消息不知怎么传到镇上，镇委书记一听大桑园还有这样一个人才，立即派人找到矿上，坚决要把岳鹏程要回村里当支部书记。声明说，矿上如不放人，他们就卡户口、卡党籍，向主管矿山的上级党委告状。

就这样，岳鹏程又一次失去了端铁饭碗的机会，又一次回到了村里。

村里的情况当时并不美妙。支部书记是肖云嫂。她是四二年的老党员，从土改一直担任支部书记，是有名的老模范。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她几次提出想找个年轻人接替自己。因为早年肖云嫂与岳锐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岳鹏程自小就把她当母亲待。岳鹏程接班她本应高兴，但她总觉着岳鹏程胆子大大，心太野，不够沉稳；加之村里最大的石姓家族想抬出自己的人，极力反对——向部队告岳鹏程状的正是这伙人——肖云嫂一直不肯应声。直到镇委书记亲自带着岳鹏程到肖云嫂病榻前向她保证，村里一切大事都要经她同意，肖云嫂才让岳鹏程扶着她，来到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室是由土改时的两间饲养棚改造成的，矮、暗、小却干净严整。肖云嫂在那里主持了三十几年村政党务，使那两间小屋成了群众眼中权威和荣誉的圣地。

肖云嫂指着办公室墙上挂满的奖旗奖状，向岳鹏程讲述着那每一面所代表的光荣。未了又让会计拿出帐本，指着上边标明的八百元存款，十分严肃地说：

“程子，这是全村几百户老小十多年里攒下的家业。除了买点笔墨纸张，我没舍得乱花一分。现今交给你了。你可记着，别看我把你当亲儿子待，你要是给我丢了红旗、踢瞪了这份家业，我可是不依你！”

岳鹏程庄重地接受了肖云嫂交予的荣誉和家业。学大寨，连夺两年“红旗标兵”。

县委书记为他披红挂彩、牵马游行的那天，淑贞领着羸官、抱着银屏，挤在县城拥挤的人群里，落下成串热泪。然而，要保持“红旗标兵”，要使土地继续增产，就得舍得本钱投资。土地海绵化，化肥、过磷酸钙、硝酸铰……社员收入只落在纸上，八百元家底也贴了进去。天，这可如何是好哇！

淑贞更焦急的是：买书交学费的时候到了，把两只下蛋的鸡卖了还没有凑够钱；而凑不够钱，羸官的中等技工专业学校就难以上得下去了！

那一天，淑贞正坐在院里急急火火编著柳条筐子。因为急，柳条几次折断，几次把她的手指刺得鲜血淋漓。岳鹏程下地回来，见家中烟火未动，又见淑贞那副狼狈模样，不觉动了肝火，说：

“看看！这家里就缺你那几个工分？”

柳条筐子作为家庭副业，那时是“法定”只能交到队里换工分的。

淑贞见他这副嘴脸，也没有好腔调：

“工分？工分当得了钱用？羸官的学费你给交？”

岳鹏程一愣，忽然想起地从衣兜里寻找起一份通知。那通知是技工中专几天前派人送来的，说羸官的学杂费已经逾期，倘若某日以前交纳不上，他们便要按规定做退学处理。

事关儿子前途，岳鹏程也把一脑子的“保红旗”的事丢到一边，从淑贞手里接过活儿麻利地干起来：多编几个柳条筐，明天一早送到黑市，或许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