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住他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