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弥久弥新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信奉哪种宗教，耳边也时时会有晨钟暮鼓在鸣响。

旷野

街市和寺庙里拥挤着人群，书房里拥挤着书籍，为了摆脱拥挤，我们来到旷野。

拥挤是一种生命的奢侈，在奢侈中很难懂得珍惜。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也许他很少来到旷野。不是田园别墅、远郊牧场，而是渺无人烟的真正旷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前年夏天与贾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后再会合。一见面他就说：“我被震动了。”他说的是沙漠里的胡杨树。“没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终于枯死后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后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这是一种生命的震动，震动于它的顽强，又震动于它的孤独。正因为孤独，它才比较完整地证明了生命是什么。但这种证明也是自生自灭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尔经过。佛教把生命分为无情和有情两种，无情是胡杨树，有情是贾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总要定期到旷野里走走，去寻找和聆听那三千年的证言。

由此又想到历代的佛教旅行家。他们长年累月跋涉于旷野，说是去取经，而最大的经典便是有关生命的证言。我想在茫茫旷野里，他们对惜生护生、善良慈悲的体验比哪儿都要强烈。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另一个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联结起来，一起投向“同体大悲”。无论是法显、玄奘还是鉴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躯体把生命群落之间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实在是一种至情至爱的精神实践。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见他把“仁”的第一义定之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了，而当我追寻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迹，便大致有所领悟。只有通，才有一种博大的仁爱；仁爱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爱。

但是，当旅行家们为了关爱生命而在旷野间跋涉的时候，又必须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还在祈祷生命，这种发生在旷野里的故事大多随风飘散、亘古不知，而偶有传闻则总会把忙于世俗的众生惊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余纯顺在独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后葬身罗布泊，消息传来，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无形杠杆立即架设起来了，杠杆的一端是一个孤独的生命，另一端则是这个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这条杠杆轻轻一撬竟然深切感应，一个小小的遗物展览成天人如潮涌。当时我站在一边曾经困惑：按照这座城市历来极其讲究实利估算的思维逻辑，余纯顺没有做出任何实利贡献，展览中的零星物件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他们这是怎么了，一时间全都变得痴痴迷迷？我想这只能归因于生命信号的深层秘密。

前不久在报章间读到一则神奇的新闻，说一支探险队专程经过罗布泊余纯顺的墓边，居然发现余纯顺的遗体已经失踪。探险队员们觉得不可思议：余纯顺一无财物，何方神圣会对他几乎被高温烤焦了的遗体发生兴趣？如果是盗贼，那他们也必定是敢于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险家，但又怎么运出遗体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总与生命和旷野有关。我们对生命知之甚少，对旷野所知更微，在近乎无知的情况下，怎能把谜底一一猜测出来？猜测遗体为什么会失踪，就像猜测法显为什么能通过，玄奘为什么能回来，胡杨树为什么能挺拔三千年。难怪连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只要深入地探视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情怀；科学家至多能证明它们怎么样，但却很难解答为什么会这么样，剩下的只有惊叹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