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学术对峙的关键情节突发于街市瞬间，看似匪夷所思，却居然是事实。可惜，我们常常陷落在观念和理论里，很少遇到这种街市情景。这次遇到，纯属偶然。

书房

也会在书房里想起善良的问题。

抬头仰望书架最高处，那些创建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关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类原始伦理学的起点，而中国的孔子、孟子则把“仁”、“与人为善”作为全部学说的核心。几千年过去了，罗素通览了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后仍然以这样一句话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没有人反对这些论述，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响亮，甚至在文化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眼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流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感应篇》、《劝积阴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自身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种把所谓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身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几部经典性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感到有点为难，不知该不该让孩子们沉浸其间。都知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高明之处，但从头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荡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马蹄下的几茎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流于虎头蛇尾，一开头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机谋和残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爱，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感染。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深刻了那么久也没有深刻出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但是，这个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改革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进步都有根本性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爱众而亲仁”为起点的儒家学说，为什么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爱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强调“爱有差等”，把爱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强制性伦理体系中，情感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爱而已。及至近代学人为了摈弃这种礼教而引进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爱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吟咏的几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