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些，她就好想去西村坪看山楂花，说不定就能在大妈家碰见他，说不定他会陪她去看山楂花，她就告诉他生气的原因，他就向她解释，说他没有未婚妻，是大嫂搞错了。

但那是个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才18块钱的年代，花五、六块钱的路费去看山楂花，对她这样的穷人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再说，也没有时间。再说，他自己也说过他答应娶他爸爸上司的女儿为妻。再说，他还牵过那个女孩的手。

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天气很好，静秋起得比较早，想把家里的床单洗洗，下午还要跟姚主任学扎针灸。她刚打开门，就发现几个小男孩嗖地从她家门前跑掉了。她懒得去追，因为她家门前也没什么东西可偷可拿可破坏的，最多把她门前一张旧课桌里放的几双旧鞋偷跑。如果那些鞋不是旧到了极点，她也舍不得放在门外。

她溜了一眼那张旧课桌，不由得大吃一惊，那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插着一束花，红红的，还有绿叶。瓶子已经倒在课桌上，里面的水正滴滴哒哒地往外流。有一枝花已经被人从瓶子里抽了出来，扔在地上，估计就是刚才那几个小孩干的。可能他们看见了这束花，就想偷一枝，刚抽出来，她就出来了，所以他们扔了花跑掉了。

她愣了片刻，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山楂花，她见过桃花、梅花、映山红，但这都不是，那花的颜色跟老三买的毛线的颜色很相近，只能是山楂花了。那就是说老三今天来过了，给她送山楂花来了。

也许这些天，老三等她去西村坪看山楂花，但她没去，所以他自己摘了一些山楂花，送到她家来了。但是他怎么会知道她家住哪里呢？她想起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过的一句话：“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看来他以前是干侦察兵的。

她的心砰砰乱跳，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她把那玻璃瓶装满了水，把花插好，放到她床边的小课桌上，盯着那花看了好一阵，觉得心里甜甜的：他还记得我，还记得我想看山楂花，他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把山楂花给我送来。

她甜蜜了一小会，就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会不会同时还留了一封信在花旁边？按说他应该放一点什么表明他身份的东西吧？不会这样不声不响地放束花就走了。如果他是放了一封信的，那么信到哪里去了呢？

她家门前就像市里的解放路一样，是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全校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都在静秋那栋房子旁边，她对面又是学校食堂的后门，到食堂打水打饭的人要从那里过，到水管来洗衣服、洗菜、提冷水的人也一眼就能看见她家门口那张桌子。

她不寒而栗，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时她家隔壁住的就是她初中的班主任，叫傅羲，L师大毕业的，听说文革初期在L师大是个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很会整人。后来造反派失宠，他被分到比较边远的K市八中来了。但他造反的劲头丝毫没减，总是很积极地参与整人。

傅羲是教数学的，对静秋的数学才能很赞赏，但是他也很爱管闲事，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闲事，经常把班上的学生搞几个出来，整了材料，送到学校，让那几个学生受处分。那个写“毛非女子千八日”情信的学生，就是他查出来送交学校处分的。

他的好管闲事差点把静秋害惨。静秋小学时有个同学，叫赵建峰，人生得黑黑瘦瘦，但成绩倒还不错。赵建峰的父母都是K市造船厂的，母亲还是个小官。那时造船厂自己建了子弟小学，就把所有的船厂子弟转到船厂学校去了。赵建峰从初一起，就跟静秋不在一个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