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爬上高台抽烟，母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老兰还有妹妹，把记者押到洗肉车间我的办公室里。我的办公室就在车间一角，用木板钉起来的一个简易房子。从木板的缝隙里，可以尽览车间的情景。我们向记者讲解了我们的洗肉理论，然后又告诉了他，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给他洗一次肉，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把洗过肉的他送进屠宰车间屠宰，把他的肉，与骆驼的肉或是狗的肉混在一起卖掉。我们看到像黄豆那样大的汗珠子从他的额头上冒出来。我们还看到他的裤子湿了。妹妹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尿裤子，没出息。我们接着对他说，如果他不愿意被洗肉和屠宰，我们可以聘任他为我们厂的兼职宣传科长，每月工资一千元，如果在报纸上发表了宣传我们厂的文章，不论文章长短，每篇奖金两千元。那个记者成了我们自己的人，果然给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差不多整整一版。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奖给他两千元，请他大吃大喝，临行时还送给他一百斤狗肉。

第二拨记者是电视台的，两个人，潘孙和他的助手，伪装成卖肉的客商，身上带着微型摄像机，各个车间转悠。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制服，使他们成了我们的顾问。

我和老兰联手处理记者事件时，我父亲在超生台上呆着。我知道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个烟头从高台上飘然落下。我的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的爹啊，你这个可怜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