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车室里暖洋洋的，弥漫着一股梦幻般的气氛。那些候车的人，多半把头低垂在胸前，活像一只只打盹儿的鸡。他们的面前都摆着大包小包，还有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只有两个男人，不成鸡样，面前也没有行李，两个磨得边缘发白的人造革黑提包，放在腿边。他们两个身体仄歪着坐在条椅上，面孔对着面孔。两人之间的条椅上铺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堆切成了条状的、火红色间杂着惨白色的猪耳朵，尽管夹杂着三分腥气，但七分还是肉香。我知道这是死猪的肉，也就是说是先因为生病死了，然后经过处理使它们光彩照人的肉。在我们这里，无论你是猪瘟、牛丹毒还是什么口蹄疫，都有办法把它们加工处理成看上去很美的食品。贪污不是犯罪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我们村长老兰发表的反动言论，凭着这句话就可以枪毙了这个杂种。他们在喝酒吃肉。白酒，当地的烧酒，名牌，柳公家酒，柳公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柳公家根本就不烧酒，是后人们拉大旗做虎皮，冒用了他家的名义。酒气熏人，不是正经气味，很可能是用甲醇勾兑的，啊，甲醇，甲醛，全中国人民都是化学家，甲醛和甲醇就是金钱。我咽了一口唾沫，看到他们把那个翠绿的酒瓶子递来递去，儿咂儿地啁，在喝酒的间隙里，不用筷子，用手指，捏着猪耳朵条儿，往嘴里塞。其中那个瘦脸的，还故意地把头仰起来，让手中的猪耳朵条儿往嘴里落，仿佛是故意馋我。他是在故意馋我，这个坏种，这个奸人，看样子像个烟贩子，或是个偷牛贼，反正不是个好人，神气什么？不就是喝酒吃肉嘛？如果我们家想吃，会比他们吃得好。我们屠宰专业村的人，具有辨别死猪肉还是活猪肉的能力，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把死猪肉吃得津津有味。当然了，实在没有活猪肉，死猪肉也可以吃一点。老兰说过，中国人民的身体有着超强的化腐朽为营养的能力。我看看母亲手里的猪头，咽了一口唾沫。

父亲似乎感觉到有人站在他的面前，但他大概想不到是谁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抬起头，脸色紫了一下，黄牙龇出，尴尬表情上了脸。倚靠在他的身边打盹儿的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娇娇也醒了。这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脸蛋子红扑扑的，很是可爱。她把身体往父亲身边靠靠，从父亲的腋下偷眼看着我们。

母亲吭了一声，装咳嗽。

父亲也吭了一声，也是装咳嗽。

娇娇咳嗽着，脸涨得更红了。

我知道妹妹感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