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话说。他就自上车到三合酒家去了，路上似乎还沉思着，像在考虑一件重要事情似的。

我目送他去远后，就缓步走回家来。想想他为什么老是从不义之财上面转念头呢？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又无家累，人又不笨，总不至于连埃饭之所都没有吧？如此每天跑来跑去，只想骗人，而人家也不是傻子，诚如窦先生所说的未必一定能让他骗得到手，这样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吗？

我猜想他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

不料事情却出于意外，在一深夜里他终于来叩门了，我亲自下床替他开门，他的脸色很慌张，我不禁吓了一跳。

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他的腋下夹着一只大公事皮包，进门便向我的卧室跑，一面问我；“房里有人吗？”我说：“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人呢？我是已经睡熟了，给你敲门惊醒过来的。”

他也不道歉，只自把皮包放在桌上说：“事情已经成功了，我明晨就要到南京去。皮包裹面是十八根金条。其余两条我已经兑掉了，做盘费及零用。这十八条请你替我暂时藏好，最好放在你的保管箱里，要秘密一些，说出来这种行贿事情是犯罪的呀。”

我听了疑信参半，便问：“就是那个军官替你办好了吗？”

他摇头道：“不是的。是另外一个朋友。你不用管。你只小心把这些东西藏好。此刻我就要出去了，再会吧。”

但是他第二天仍旧就没有去南京，中午到我家来，问我可曾把条子放进保管箱里，我答以已经放进去了。又问他为什么不到南京去把事情早办好，他说：“你不用管。我也许还要到内地去呢。”我听着觉得莫名其妙，想再询问他时，他推说有要事不能多谈，以后再详细告诉你吧，这样匆匆又出去了。

我觉得心中不安，仿佛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隔了几天，他把一切用不着的衣服器具都搬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是他不住在原地方了，把东西暂时寄存在这儿，叫我不必再打电话或到原地方去找他，要来的时候他自己会来的。“那末你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呢？你近来好像有极大心事似的？”我问。

他顿了一顿，然后装出极神秘的样子说道：“你可不要对别人瞎说，我有一些政治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人家新住址。也许我不久就要进内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