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果然养了一个儿子，而中国抗战终于也胜利了，鸣斋先生地下有知，又该在鬼伴跟前翘起一只大拇指说：“怎么样？我早知道会……的吧？”

我的丈夫--承德--也有这个习惯，便是欢喜夸说自己本领大。而且他又与他老子不同，他老子所说的话多少总还有些根据，而他却是瞎吹牛，有时简直像在编造一个美丽的故事，因此我常称他为“诗人”，而对于他所说的话认为是“空中楼阁”。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住在鸣斋先生这种家庭里，骨肉之爱是很难得适当表现的。他老子当初过分溺爱他，为的是对他抱着过分的希望，仿佛他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做到部长次长似的。后来不幸战争发生了，他老子既不肯让他以“万金之躯”去冒险，而欲富贵从天而降，安可得乎？于是鸣斋先生渐渐失望了，起初总还希望过了冬至交大运之类，后来看看时也不来，运也不至的，而他的积蓄却渐渐将化为乌有了，心里一急，便恨起儿子来，常把难堪的话去絮股他。承德是一向舒服惯，被家人奉承惯的，那里禁得起这种挫折？因此他便天天往外跑，鸣斋先生想骂而没有对象，只得把气移到太太身上来，说是这种目不识丁的笨女人那里会养出像样的儿子来呢？

承德半夜三更从外面跑回家，他老子还不曾睡哩，听见他进来的声音，便在洗脸间里咳嗽两声，希望儿子会出去招呼他。但是承德却不，他怕见老子的面，一进房门便赶紧脱衣睡了。有时候我问起他在外面活动情形怎样，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答道：“快成功了，你瞧着吧。”我又问他究竟在活动些什么事情呢？他院了一下眼睛说：“这个可不能预先告诉你，总之，你们只要都准备享福好了。”

有时候他也露出些口气来，有个宪兵队里的班长常约他吃饭，“她也许有机密的工作委托我哩。”承德得意洋洋地说。

我心里偷起来了，他，他莫非在准备做汉奸吧？放着好好的书不教，却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将来的出路不怕要发生问题吗？我终于爆儒者把这个猜想对公公说了，不料他却非常高兴，说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承德自己活落，换个名字，把事情做得缤密一些便了。至于重庆政府回来，好在还有我手里的一批公债哩，我们是一门忠良，怕些什么？”说毕，他又乐观起来，对承德也忽然客气起来了，给他一些钱花，说是在外应酬是俭省不得的，对宪兵队的班长等人要多送礼，钞票原是一切事情的开路先锋呀。

承德见他老子夸奖他，愈加得意起来。他常形容宪兵队里各种刑罚之可怕，仿佛这个执刑的人就是他，多么的威风！他把这个班长形容得天人似的，好像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性命都捏在他的手里，说得鸣斋先生也害怕起来了，便说这种人联络是要同他联络，但是也别太亲近了，岂不问伴君如伴虎乎？千万不可带他到家里来，小眉又是这样的年轻……

承德道：“是呼，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是怕事的，所以这位平并样三番四次要来，给我三番四次的挡驾住了。他说：’黄样，我同你是弟又一般，我要到你店上去拜访滚滚。‘日本人”人家太太为娘娘的，我也知道小眉不会应酬，他们武人又生得胡子满腮怪伯人的…“说到这里，连老实不多开口的婆婆都把脸吓黄了。

后来揭朋友告诉我说；承德在有一个晚上同三五酒肉朋友到某小舞厅去，吃了茶坐了台子定规不肯付现款，他们要签字，说是；’俄们都是宪兵队里的翻译。”舞厅大班问他们是那一个宪兵队，他们把眼睛瞪着嚷道：“宪兵队，就是宪兵队，又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人家见他们不是正路道，便一面敷衍着，一面打电话到附近宪兵队去，结果宪兵队派人来了，很凶的样子问了他们一番话，还狠狠的揪着他们的头往壁上撞，舞女们瞧着都吃吃掩嘴笑了，承德见不是事，赶紧鞠躬如也软求，总算给教训了一顿释放出来。那夜里我想起他回来时似乎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良久，这才对我苦笑道：“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是……我是与重庆方面有联络的，他们知道了，所以翻脸拷问我，亏得我同班长有交情，哼，若是换了个别人呀，恐怕他的脑袋早已要搬家了。”我听着心中不免又惊又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