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象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却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象在她身上井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家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家，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和她打趣。“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朋友似地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蹲监狱和结婚二者虽有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