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我们有喜事哩。”她落寞地说。沉默了片刻，她又问：

“你每天晚上写的是些啥？”

“没什么。”

“是日记吗？”

“是的。”

“我们这个日子有啥记头，每天都一样。可我每天都看见你写好几张。”

我推开她，坐起来。“我告诉你，香久，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写过什么东西，连一点口风都不准露出去。懂吗？”

她坐在草丛中，侧着上身，用一种娇媚的姿态拢着散开的头发。“我懂。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说，“可是，你少操那些闲心不好么？你管它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法权’关我们啥相干？”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

“没看过。”她说，“我看也看不懂，光看到一句啥‘资产阶级法权’是高于封建啥啥啥的话。”

“看不懂以后就别看！”我站了起来。“好了，咱们穿衣服吧。天不早了。”

我们牵着马钻出树林，骤雨初歇。天晴气朗，西边又透出一片金色的阳光，在铅色的云和黛青色的山巅之间。“哑巴”既懂事又傻，他早已把牲口赶到草滩上吃草去了。

“妈的！”我骑上大青马说，“牲口吃了刚淋过雨的草要肚子疼的。来，上来！”

“我要坐在你前面，”她撒娇地笑着。

“那象什么样子？还骑在后面。”

“那怕啥？俩口子，谁能管得着！我就是要叫别人看看！”

“来吧来吧！别讨厌了！没工夫扯闲话。”我把她拉上来，仍骑在我的后面。

“黑子一进村，就跟何丽芳抱着亲嘴。她说，他们笑啥？北京街上的外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她嗔怪地说，“就你怕这怕那的！”

“外国人是外国人。”

走过了麦地，她又并无烦恼地叹了口气：“唉，黑子说回去过国庆节就来，结果超了二十多天假，也没人敢扣他一分钱，连说都不敢说他。这事要是搁在我们身上，哼！……”

“是呀，”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但是外国人能做而我们不能做，并且连别的中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驾！”我催动大青马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