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划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层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它的力经过无数传动杆传递到下面，到此地，好象要经过月球把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来的相同里程，我们的神经末梢只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颤动。在这里，大自粮食定量的增减，小到今天书记主动“请”我抽一支香烟，你就在这里面去捕获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凭感觉，于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陨石、地震、母鸡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然现象，和越南停战、西哈努克访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国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径小道旁开出的新闻之花，对社会的影响仿佛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天人合一”学说盛行的时代；我们又返回中世纪。我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书上的东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会要往什么方向去。这种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梁柱，并且化为我灵魂中直觉的触须。但一接触实际，一切都紊乱了：那些传来的信息全非线性排列，而是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它逸出了常规，并且干扰了直觉，就和飞机施放的金属雨干扰着雷达波一样。

但是，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一股火焰穿过烟囱；一股热流贯穿我周身的血脉。同一条船上翻下来的，不管是先翻下来的或是后翻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条大船，并担任了船长，他当然首先要指挥营救。至于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捞上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