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我,表哥才不能上学,我想既然家里穷,我也不上学吧,挣钱治表姐的病,让表哥上学。
那天晚上我没写作业,找到大姨就说了。大姨的脸就白了,她不信地问我:“你说啥?”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上学了。”大姨挥起手就朝我后背拍了一巴掌。
大姨打完我就哭了,大姨边哭边说:“你不上学?你不上学我咋对得起你妈?家再穷,就是大姨要饭也得供你上学呀。”我也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在大姨面前提过不上学的事。以后,在我想在学习上偷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表哥和大姨的眼泪,我就深深地为自己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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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集台农场几百名劳动改造的人。他站在队列前,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一只孤单的电灯在他的头顶上悬着,拉出他孤单又长长的影子。柴营长就冲隐在黑暗处的那些劳改的人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啦,备战备荒为人民,美苏两霸时刻想颠覆我们。
毛主席还说,我们要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为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父亲站在队伍里,他的左面是刘大川,右边是胡麻子,完全按照出工送粪的队伍站立。我父亲一听,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浑身上下的血液在周身就狂奔起来。父亲呼吸急促,他两眼烁烁放光地望着灯影下柴营长一张一合的嘴。
熟悉当年情形的人都清楚,那时的战备搞得很吃紧。珍宝岛事件,中印边境上的争执,一时间,中国风声鹤唳,备战成风。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离苏联和外蒙很近,是即将爆发战争的最前沿。柴营长依据上级的指示,要把这些劳改分子们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对付一切敢来进犯的敌人。
父亲那一晚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去。他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顶棚,听着窗外干燥又疲惫的风声紧一阵慢一阵地吹着。父亲频频地起床到外面小解。父亲有一个毛病,每逢遇到什么激动或需要思考的事,他的小便就非常地多。父亲频频地起床小便,深谙我父亲的母亲就看出了父亲的心理,母亲望着躺在身边的父亲问:“玉坤,是不是又要打仗了。”父亲就激动地答:“快了。”这时我母亲翻了一个身,眼泪就流了出来。她怕父亲看到眼泪,母亲蒙住头,在被子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母亲在心里祈祷般地说:“老天爷呀,可别再打仗了…”
我父亲不知道母亲想这些,仍独自地兴奋着,更勤奋地起来到外面小解。
很快农场里开始军训了,先是每个人手里发了一杆卸掉枪栓的长枪,于是每个人出工劳动时,都把这杆没有枪栓的长枪背在身上。田间地头休息时,柴营长就组织这些人操练。刚开始,除父亲和一少部分渴望战争的人积极响应之外,其他人似乎都不那么热情。柴营长渐渐看出了苗头,这些人大都是军人出身,资历比自己都老,自己要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还要靠一种手段。柴营长这时就想到了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