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府，这个古代的战略要冲，连结豫、秦、楚三省的枢纽地带，在当时同其他七府比较，首先一点是兵祸最为深重。远在崇祯九年冬天，王家帧以兵部左侍郎受命为“剿贼总理”，到了南阳，向崇祯上了一封报告南阳灾荒的奏疏。关于官兵为祸，这位明朝的统兵大臣写道：“若夫兵之害民，尤甚于盗。”又说：“以法言之，今之天下在在无法，而行间为甚。官则既怕死而又要钱，兵则既毒民而又和贼①。”对于过境官兵的供应，是地方上十分沉重的负担。奏疏中说：“至于官兵所至，寇或暂避，而兵复流连，又经旬日旬月②不去。其刍精之给，米则官价每斗七分，而本县以五百钱籴而给之；豆则官价每斗六分，而本县以三百钱籴而给之。”这是王家桢引用一位知县的呈文中的话。假定当时南阳银价是八百钱一两，可见军中所规定的米、豆官价和地方官府的实购价相差八九倍。这差价都出在百姓身上，都是在田赋和各种田赋附加之外的临时杂派。豪绅大户有权有势，田赋和各种杂派照例多由农民和中小地主负担，促使地主阶段内部激烈分化；而农民尤其受双重剥削，没法存活。再加上蝗、旱天灾和官兵奸掠烧杀，使农村生产破坏惨重，人口锐减。奏疏中引用一个知县的呈报说：“以故民甘攘夺，田皆荒芜。职每出郭，见有扫草子者、剥树皮者。婴儿弃于道旁，甫听呱呱，旋为人割而食者。其村镇，则有一街房屋烧毁强半者；有屋徒四壁，无人居住者。间有数人从破屋而出，则菜色鸠面，竟似鬼形者。其道路，则蒿莱蓊塞，行数十里无一人烟者。”又过四年，到了李自成从郧阳山中驰人南阳府境内时候，这种社会惨象更有发展，给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①和贼——又称“和仗”。明末官军纪律败坏，有时遇到兵力较少的农民军，贪贿放走，名叫“打和仗”。

②旬月——整一月或十个月都可以叫做旬月。此处指前者。

当时响应李自成号召而纷纷参加起义的饥民，以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处境最惨的农民为主体，也包括一部分无权无势的、许多年来在天灾人祸（所谓人祸，包括官府敲剥、豪强大户的兼并和欺凌、以及兵荒战乱）交相煎迫下破了产的小地主之家的青壮年男子，还包括失了业的、没法活下去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主、各种工匠和矿工等等。中等地主，一部分也破了产，大部分濒于破产，只有少数在城市和山寨中依附官府和土豪大户作恶而处境较好。这一个阶层由于闯王的来到，更加激烈地动荡和分化，一部分在山寨和城池中成为抵抗义军的中坚力量，一部分开始心向闯王。这后一部分在当时还人数很少，只是开端，不久以后随着李自成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迅猛发展，人数很快增多。现在拥护李自成的群众比过去有了较广阔的社会阶层。

在闯王进人河南之前，南阳各县的饥民到处结为杆子，大杆子几千人，小杆子几百人。如今闯王来到，纷纷闻风来投。李自成将那些诚心投顺和甘愿遵守军纪的杆子收容，裁汰了老弱，编在各营之内。不过十天光景，已经发展为五万人以上的大军，声势大振。由于兵力骤然强大，将士们渴望攻破城池，连袁宗第等几位重要将领也忍耐不住。下边将士们一方面推动几位大将向闯王建议攻这座那座城池，一方面也在看见闯王时直接提出请求。李闯王的军纪虽然森严，但在当时上下级的关系并不森严，连小头目也敢同闯王谈话。那些新投顺的大小头目，原是本地穷苦百姓，世世代代对于盘踞在府、州、县城中的官、绅、大户、书吏、衙役等等人物，看成了骑在百姓头上的凶神恶煞，恨之刺骨，如今看见城墙照旧，衙门照旧，监狱照旧，官、吏、衙役照旧，一部分没有迁往山寨中躲避的绅衿、大户照旧，他们要攻破城池的心情特别强烈。刘宗敏看见几万将士如此破城心切，也不禁心动起来。老营刚驻扎白土岗时，有几起从裕州和南召来的百姓，控诉州县官如何酷虐，豪绅如何凶暴，如何官绅合起来鱼肉平民，要求义军前去破城，解救小民。这些百姓，都由刘宗敏代闯王接见。随后，他向闯王说：

“闯王，老弟兄和新弟兄都想攻破几座城池，杀了城中官绅，放火烧了衙门、监狱，以泄心头之恨。群情难违，再压下去将士们的这股劲头也不好。况且百姓们也纷纷请求，望我们除暴安民。闯王，你看，咱们放手干一下，下令攻破几座州、县城池如何？”

李自成不觉一笑，说：“好家伙，连你也忍耐不住啦！”

宗敏说：“南召县就在手边。咱们的将士背后议论：这个南召知县民愤大极啦，为啥闯王不下令破城，杀了他为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