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与驸马都尉两家，纵然挑选出四五十名年轻体壮奴仆，并未练过武艺，加上数百内臣，如何能够保护皇上出城？纵然这数百人全是武艺高强的精兵，也因人数太少，不能保护是上在悍贼千军万马中杀开一条血路，破围出走。这些内臣和奴仆，从未经过阵仗，见过敌人。臣恐怕一出城门，他们必将惊慌四散，逃不及的便被杀或投降。”

崇祯出了一身冷汗，不知不觉地将右手攥紧又松开，听新乐侯接着说道：

“臣愿为陛下尽忠效命，不惧肝脑涂地，但恐陛下‘亲征’失利，臣死后将成为千古罪人。”

崇祯已经清醒，不觉长叹一声。他后悔自己一味想着破围出走，把天大的困难都不去想，甚至连“皇亲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豢养家丁”这两条“祖制”也忘了。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一大阵想人非非，实际就是张皇失措。他向驸马都尉悲声问道：

“巩永固，你有何意见？”

巩永固跪在地上哭着说道：“倘若皇上在半个月前离京，还不算迟。如今外城已破，内城陷于重围，四郊敌骑充斥，断难走出城门一步，望陛下三思！”

崇祯只是落泪，只是悔恨，没有做声。

刘文炳接着说道：“十天以前，逆贼尚在居庸关外很远。天津巡抚冯元彪特遣其子恺^[kǎi]章来京呈递密奏，劝皇上驾幸天津，由海道前往南京。恺章是户部尚书冯元飆的亲侄儿，就在他的家中，可是冯元飆不敢代递，内阁诸辅臣不敢代递，连四朝老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也不敢代递。恺章于本月初三日来到北京，直到逆贼破了居庸关后才哭着离京，驰回天津。当时……”

崇祯说：“此事，直到昨天，李邦华才对朕提到。南幸良机一失，无可挽回！”

“当时如皇上采纳天津巡抚之请，借三宫与重臣离京，前往天津，何有今日！”

崇祯痛心地说：“朕临朝十七载，日夜求治，不敢懈怠，不料亡国于君臣壅塞！”

刘文炳平时留心国事，喜与土人往来，对朝廷弊端本有许多意见，只是身为皇上至亲，谨遵祖制，不敢说一句干预朝政的话。如今亡国在即，不惟皇上要身殉社稷，他自己全家也都要死。在万分悲痛中他大胆说道：

“陛下，国家将亡，臣全家也将为皇上尽节。此是最后一次君臣相对，请容臣说出几句直言。只是这话，如今说出来已经晚了。”

“你不妨直说。”

刘文炳含泪说道：“我朝自洪武以来，君位之尊，远迈汉、唐与两宋。此为三纲中‘君为臣纲’不易之理，亦为百代必至之势。然而君威日隆，君臣间壅塞必生。魏征在唐太宗前敢犯颜直谏，面折廷争，遂有贞观之治。这种君臣毫无壅塞之情，近世少有。陛下虽有图治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十七年来大臣中因言论忤旨，遭受廷杖、贬斥、赐死之祸者屡屡。臣工上朝，一见皇上动问，战栗失色。如此安能不上下壅塞？陛下以英明之主，自处于孤立之境，致有今日天崩地诉之祸！陛下啊……”

崇祯从来没听到皇亲中有人敢对他如此说话，很不顺耳，但此时即将亡国，身死，族灭，他没有动怒，等待他的表兄哭了几声之后将话说完。

刘文炳以袍袖拭泪，接着说：“李邦华与李明睿都是江西同乡，他们原来都主张皇上迁往南京，以避贼锋，再谋恢复。当李自成尚在山西时，南迁实为明智之策。然因皇上讳言南迁，李邦华遂改为送太子去南京而皇上坐镇北京。此是亡国下策。李明睿在朝中资望甚浅，独主张皇上南迁，所以重臣们不敢响应。皇上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了死棋，遗恨千秋。李自成才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具密疏请皇上速幸天津，乘海船南下，并说他将身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当时如采纳津抚冯元彪之议，国家必不会亡，皇上必不会身殉社稷。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遂有今日！臣此刻所言，已经恨晚，无救于大局。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请皇上恕臣哀鸣之罪！”

崇祯在此时已经完全头脑清醒，长叹一声，流着眼泪说道：“自古天子蒙尘，离开京城，艰难复国，并不少见，唐代即有两次。今日朕虽欲蒙尘而不可得了！天之待朕，何以如此之酷？……”说着，他忍不住放声痛哭。

两位年轻皇亲也伏地痛哭，声闻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