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原先也打算抢在流贼之前去攻破北京，可是随后也改变了想法。先让流贼攻占北京，然后去杀败流贼，从流贼的手中夺得北京也好。”

“从流贼的手中……九王爷，这是为何？”

多尔衮回答：“太后，首先一条，流贼东犯的真正兵力，到今天尚不清楚。李自成自称是亲率五十万精兵来攻北京，尚有大军在后。据洪承畴判断这是虚夸之词，流贼的实际兵力不会很多，渡河入晋的最多不会超过三十万。沿途有许多重要地方不能不分兵驻守，免除后顾之忧，又要与西安信使往还，血脉畅通，所以纵然有三十万人马，断不能全部东来。假若有二十万来到北京城外，这兵力也不可轻视。我大清在辽东建国，地旷人稀，与中原不能相比。从此往北，虽然远至黑龙江流域，长白山一带，直到那些靠渔猎为生，使犬使鹿的地方，都归我国治理，但是越往北，人烟越稀。我大清的人口主要在辽河流域，兵源粮草都依靠这里。近十多年我国几次越过长城，威逼北京，马踏畿辅，深入冀南，横扫山东，如入无人之境，俘虏众多人口，获得粮食财物，全师而归。其实，我国每次出兵，人马都不很多。我们的长处是以骑兵为主，官兵自幼就练习骑射；不管是亲王、郡王、贝勒、贝于、各旗旗主，一旦奉命出征，必须勇猛向前，不许畏怯后退，军纪很严。回来以后，凡是畏怯的人，一经别人举发，都是从严处治。明朝不是这样，上下暮气沉沉，军纪败坏，士兵从来不练，见敌即溃，加上文武不和，各自一心，既不能战，也不能守。如有一二城池，官民同心固守，我军为避免死伤，也就舍而不攻。这是我大清十几年来的用兵经验。因为今日东犯流贼，情势非明朝官军可比，所以臣反复思忖，也不打算抢在流贼之前攻占北京。”

“九王爷想的很是。流贼是我大清兵多年来未曾遇过的强敌，经九王爷一说，我心中明白了。”

多尔衮接着说：“倘若流贼来到北京的有二十万人马，我八旗兵也没有这么多。何况对敌作战，必须看准时机，不可盲目用兵。看准时机，就是要避其锐气，击其惰气。流贼目前锐气正盛，对北京志在必得，所以我以数万八旗兵在北京城下迎击二十万锐气强盛之敌，很是不智。争天下何必先占北京？我国必须作好准备，看好时机，一战杀败强敌，才是上策。”

皇太后在心中点头，轻轻说道：“皇上年幼，九王爷身居周公地位，一切用兵的大事全靠你了。”

听到圣母皇太后又提到“周公”的典故，多尔衮心中一动，又接着说道：

“臣不急于率兵南下，还有一层意思，也应该向太后奏明。”

“还有一层什么意思？”

“十几年来，我国每次派兵南下都在秋末冬初，不在春耕时节。我国的八旗制度不仅是兵农合一，而且军、政、农、百工都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兵农。汉人所说的寓兵于农，在汉人早已是一句空话，在我国却不是空话。凡我大清臣民都编入八旗。开始只有满八旗，后来有了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多数八旗的人，出征打仗时是兵，不出征就务农。所以每次派兵南下伐明，不在春天，不在夏天，都在秋冬之间，场光地净的时候。倘若误了春耕，夏秋再遇旱涝之灾，就会动摇了立国之本。所以我已下谕全国，一面搞好春耕，一面抓紧操练，单等时机来到，立刻出征。”

小博尔济吉特氏听多尔衮面奏了眼下她最关心的军国大事，一则释去了她对战争胜败的担心，二则也增添了她的见识，三则她对多尔衮的满腹韬略更加钦佩。当皇太极活着的时候，她在十五位妻子中的地位并不很高。地位最高的是她的姑母，也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人。建立后金朝以后，皇太极尊称后金汗，姑母被封为中宫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改称皇帝，姑母随着晋封为清宁宫皇后。在皇太极的十五位妻子中，最受皇太极宠爱的也是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人，受封为关雎宫宸妃，是永福宫庄妃的同族姐姐。皇太极同宸妃的感情最好，用封建时代的话说可算是“宠冠后宫”。所以在皇太极的众多妻子中，论尊贵莫过于清宁宫皇后，论受宠爱莫过于关雎宫宸妃，而圣母皇太后原称永福宫庄妃，居于中等偏上地位，对于国家大事从来不敢打听，也不怎么关心。自从皇太极突然病故，她的儿子小福临被多尔衮等拥立为大清皇帝，她在一夜之间突然地位大变，上升为皇太后之尊。这样一来，顺治朝就同时有两位太后，都姓博尔济吉特氏。不过汉人大臣，按照汉人习惯，在小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的称谓前边加上“圣母”二字，以表示她是皇上的生母。

圣母皇太后听多尔衮面奏了军国大计以后，又询问了三官庙作为学堂的修缮情况，以及开学的仪注，以后每日上学和下学的时间，沿途护驾安排等等，多尔衮一一奏明。小博尔济吉特氏听后十分满意，不禁笑容满面。这笑容更增添了她的青春美丽，使多尔衮不敢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