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抉择》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内外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一个极为令人深思的现象，使我从另一面对文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越是那些厂长、经理、老板、大款、董事长以及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工、总工和领导干部，越是不看文学，他们甚至连电视剧也不看。他们没有时间。太忙，太累，应酬太多。在作家们眼里几乎是不入流的文艺作品：流行歌曲，他们却非常熟悉。老歌新歌最时髦的歌他们几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与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人，对文学艺术却接触得最多、最广。电影、电视、戏剧、小说、散文，最真诚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群仍然是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让一些作家最为鄙视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农民们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给他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也依然是这些作品。对我们当代文学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和莫大的讽刺？我们以为最不会流传的作品仍然在广泛流传，而我们觉得最应该流传的，却几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

还用再问一句为什么吗？

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绝不相信一个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没有任何影响，在身后却会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绝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抉择》这部作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去年我和几位同仁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们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强烈。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情绪激动的他们竟然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他们就会满足你什么。他们说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工人了。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找几个厂长经理信任而又能说会道的，坐在一起把厂里领导的光辉业绩夸上一通，把厂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负责地宣扬一通，然后再照照相，吃吃饭，于是皆大欢喜，拍拍屁股走人。从来也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好多人一遍一遍地问着我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

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

我能说我对你们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吗？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们这儿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吗？那些给厂长经理领导干部树碑立传的作品，难道那些作者们对他们就很熟悉很了解吗？听说你们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还下去挂职锻炼，那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深入，到我们这儿来挂职？莫非你们这些作家们也一样是嫌贫爱富，只拣有钱有权的肥窝富窝跑吗？

我真的无言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