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到：张平作家，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回避，即便是你输了，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将会是永远的赢家……

激动之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写了几本薄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在你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地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庆幸。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假如没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这些作品，时至今日的你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所写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象牙塔里的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酒宴饭桌，堆金积玉，惹草沾花的豪华奢靡和恣行无忌，都是拿读者当试验品的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卖弄，这些老百姓读得懂你吗？又能记得住你吗？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和支持你？

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用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自己以往的责任、理想和忧患意识放弃得如此彻底而又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什么促使自己变成了这样？与此相反，我们却似乎很少去想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盲，还有数以亿计的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半文盲，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这一部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写给这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看。面对着市场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承受能力竟也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倍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面对着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讨论着文学作品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面对着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静得出奇的一些作家们却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学梦。或者一览众山小地显示着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也许这才是文学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钢锈和私欲的伪文字和伪文学。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