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管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蛋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管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出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管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子，李高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点儿道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按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做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出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子的角色，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就是苦水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就说买棉花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花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干部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干部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子给干部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道呀，我们真怕你知道了，批评也好，处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