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他以意料不到的神速的动作，把腋下夹着的两把刀子交叉着换到自己手里，只听得刀环叮当，红光飞处，两把飞刀闪电般地向徒弟的头上飞去。两个徒弟急忙歪头缩颈地躲闪，飞刀好像有灵性一样，偏偏向他们躲闪的一边飞来。只听得“嚓”“嚓”两声，两把刀子恰巧钉在他们靠背站着的木柱上，距离头顶只有毫发之差。

“险呀，险呀！这一刀稍微低些，就把徒弟的眼睛戳瞎了！”

“险呀，险呀！那一刀稍微偏些，就飞进人丛，把观众们误伤了！”

但是这些动作都是在观众来不及说句话、来不及喘口气、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睫毛的瞬刻中完成的。这些杞人忧天的议论都是事后的议论。刘锜娘子虽然泼天大胆，在浑身眼表演的过程中，也不禁闭上眼睛，同时推推亸娘，要她照样紧闭眼睛，仿佛这样做了，就可以防止不测，免得飞刀飞上自己头上来的危险。然后在她们还没睁开眼睛以前，听到一阵震天撼地的叫喊声、喝彩声、鼓掌声，人们大幅度地摆动着身体，怪声叫好，几乎要把这座扎缚得十分牢固的帐篷喝垮、鼓塌了。等到她们张开眼睛时，只见浑身眼嘴里仍然衔着那把飞刀，满面含笑，罗圈向三面的观众唱肥诺、道谢。

这时，场子中间忽然涌出十多个执事人抬着大筐箩，一一向观众们收戏钱。当时的剧团还没有进化到按座次发售门票的制度：当时的观众也没有聪明到看完白戏拍拍屁股就溜之大吉的文明程度。他们彼此间成立了“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要看戏就得化钱”的默契。观众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慷慨程度以及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阔绰的虚荣心慷慨解囊，随缘乐助。有的摸出一文钱，有的摸出十多文钱，有的掏出大把钱，铿然有声地丢进箩筐里，执事人员一律唱诺道谢。

刘锜娘子是老主顾，是剧团收费的主要对象。红演员一捻红托着一张盘子亲自跑到她面前来。刘锜娘子既不吝惜，也不特别炫耀，她按照老主顾的身份，而不是按照她丈夫的身份、地位，从绢包里掏出一两的小银锭，轻轻塞进一捻红的手里。一捻红会意地笑笑，行个屈膝礼走开。

东京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在街坊、庙会、摊铺、剧场中打发日子。他们一年到头，都有许多闲工夫，而到了节日，就更像一锅滚水似地沸腾起来。

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到相蓝摊铺上挑购旧书旧画的，固然有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夫妇等风雅之士，但主要还是老百姓。那些惊心动魄的杂剧节目，基本上是投居民们之所好，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胃口、爱恶而设计、编导和演出的。居民们带着欢乐、兴奋以及唯恐它们将在霎那间演毕散场的害怕心理，欣赏这些节目。他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赏灯，逛庙会。东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浮糜的、轻佻的生活方式。社会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能创造出各种生活方式来让各种人适应。

东京一般居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在道义上谴责、在理智上反对、在感情上深恶痛绝当时的达官贵人，而在事实上却跟踪着达官贵人的脚步，不自觉地，一天天地堕入无以自拔的泥坑中去。一直要到东京的末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那个罪恶的阶层为他们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惜为时已晚，他们不得不成为它的牺牲品、殉葬品，跟它一起落进地狱。

东京居民们的悲剧是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层城市居民无法避免的悲剧，可是在串演那出悲剧时，却出之以喜剧的形式，上场的角色们都自认为正在演出一出喜剧，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三）